做学问原本是件奢侈事儿

　　近几年高校教师考博热愈演愈烈，据报道，苏州大学200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中，有1010人争夺300个博士名额，而报考者中高校教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上海某著名高校一文科学院的副院长说，在今年报考该学院博士的考生中有2／3以上是高校教师。

　　博士学位是迄今国际上通行的最高学位，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在读博士生人数已经高达12万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而按照教育部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年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将达到5万人，跃居世界第一位。

　　实现博士的“超德赶美”未必全是坏事情，中国当前也并不是不需要更多的博士，但问题是，扭曲的博士培养现状，已经损害着博士生的质量与博士的作用。而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本着“找到职称评定的敲门砖”心态，卧薪尝胆地踏上考博路的时候，一条学问大道正在被越发高速地扭曲。

　　学者郑也夫先生在深圳做的一次演讲中说：通过考博之路做学术，对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作为一个国家来说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真正做得好的学术又是绝对需要的，我们本来的学术界应该是小而精的，不应该这么大规模。学术是一种奢侈，社会养不起太多的学术，必须少而精。———我们不顾质量地制造博士跃进，不正是在干郑先生所说的“奢侈的事情”吗？

　　社科文献出版社日前发布的2006年《中国人才发展报告》似乎对这种奢侈做出了量化的佐证。根据该报告的测算，仅2005年一年，就有2500万人因没能“尽其才”而无端消耗，造成损失仅经济指标一项已超过9000亿元。实在不晓得，这9000亿元中，有多少是低质量博士培养造成的隐性浪费？而又有多少“速成博士”在继续积聚着高消耗、低产出的学术泡沫，做着9000亿统计之外的浪费？

　　一些教授要带几十名博士硕士，还要飞来飞去地参加这学术会议，那研讨论坛；一些博士水平越来越差，过去说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现在是连茶壶里有没有饺子都成了问题；很多青年教师又拼命地忙着考博、读博……从上到下，大学里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安心教书？连教授要进本科生课堂都需要总理来呼吁，能说这种现象正常吗？

　　考博功利化泛滥似乎陷入了“囚徒困境”当中：国家加快培养高学历人才不对吗？高校拿到博士比例指标不加快博士培养、不“非博士不招”又能如何？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看着别人领科研经费、分房子、提工资、评职称，一路坐着直通车，自己不搭车又能怎样？各方自认最优选择的土壤上，长出的却是一朵朵集体非理性的“最大浪费”。

　　硕士教育的目标正在从学术型人才转向各行业高层次专业应用型人才，博士教育的目标则是把学生培养成完全意义上的研究型人才。既然培养博士让他们走上学问之道，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奢侈的事情就不能像买大葱大蒜那样批量地搞。正因为如此，博士教育的功利性泛滥于硕士生的大面积扩招，危害更具有深刻性———损害的将是中国的科研学问这样一个强国之本。

　　运用指标数目字的管理，从教育部到高校，再到各个院系，的确是一件能够看得到、摸得着的“标准”，但其罪恶不仅关闭了海纳百川的大学精神，而且开启了“考博生存”的独木桥，制造着奢侈与浪费。教育管理只能走上数字指标的弯路？

　　古语说，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提高博士的数量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只要松松手、放放水，根本用不到2010年，就可以实现“全校皆博士”，实现数量上的超德赶美，问题是，指标超过之后能怎样？当大量的资金投入换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学术泡沫，当博士的趋利泛滥导致质量的一落千丈，博士干不出博士的事情，我们的“学术”靠什么为科技强国提供智力支持？我们的文化靠什么良性传承？显然，这些后果并非单单只是教育界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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