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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北京召开的弦理论国际会议，因为霍金到会报告而轰动一时。但会议期间就有人质疑，为什么在中国开会却不用中文作工作语言，为什么明明是会说中文的华人学者，或者就是中国内地的学者，却非要用英语报告和发言？据报道，当场就有人要求刚作完关于“庞加莱猜想”的朱熹平教授，再用中文讲一遍摘要。于是有人在媒体发表意见，认为我们白白浪费了显示中国软实力的机会，此类在中国举行的大型国际会议应该以中文为工作语言，至少应与英语并列。
从理论上说，这些意见并无不妥，但实际要做到，却相当困难。笔者去年组织过一个比弦理论国际会议规模小得多的国际会议——2006年ＥＣＡＩ（数字化文化地图行动计划）国际会议，人数不算多，连中国内地和台湾的代表共90多人，但其中约80位来自13个国家，能听得懂中文的只有二三位，又能说中文的大概只有一位。如果会议使用中文，绝大多数代表听不懂，还举行什么？谁还会来参加？所以只能提供翻译，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
最简单的办法，是会议采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参加者愿用哪种悉听尊便，但会议得提供全部同声翻译。一天大会，两天分4个小组，每组两位译员轮流，至少需要十几个译员。如果找正规的同声翻译，至少要花十几万元。要是参加者都坚持要用母语，那就至少要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日语、韩语6种语言与中文间的互译，还没有包括一些来自小语种国家代表的需要。更麻烦的是，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同声翻译也供不应求，小语种翻译更是奇缺。而且在会议内容专业化程度高的情况下，再高明的同声翻译也无法完全准确地翻译出来，所以一些外语好的学者往往不得不临时充当译员。由于各种语言的速度不同，各人的语速又有很大差异，同声传译时一般都无法译全，往往因漏译或错译引起相互间的误解。
当然，如果有一批高水平的同声翻译人员，又舍得花钱，效果会好些。去年夏天，笔者去日本参加一次公开讲演，发言者来自日本、中国、韩国、德国、美国、荷兰，会议配置了4种语言的同声翻译，即将中、韩、英文的发言全部译成日语，又要将所有发言分别译成中、韩、英、日4种语言。幸而德国人与荷兰人也讲英语，否则又要增加一倍工作量。会议只在下午开3个小时，但从上午开始，十几位翻译就已开始工作。我因为听得懂英语，所以只来了日中、韩中互译的两位翻译与我沟通，从发言稿到可能说的话，有什么特殊用语一一演习，还特别强调要我放慢语速——将中文译成日语至少要增加一倍时间。而在前一天的会上，因为大家都用英语发言，就没有那么多麻烦。
可见如果能用一种共同语言，不仅宾主间省了麻烦，也节省了大量时间和金钱。而在目前，这种共同语言非英语莫属。这是历史形成的条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很难改变。
那么，中文能不能取代英语，成为世界通行的一种共同语言呢？在英语已经通行那么长时间后，显然不可能有哪种语言能取而代之，至多只是通行范围越来越广，成为若干种比较通用的语言之一，而这又离不开一个国家的硬实力。
即使世界各国的人都愿意学中文，懂中文的人能增加多少，以多快的速度增加，也取决于我国传播中文的能力。我们能提供多少学中文的奖学金名额？派多少合格的中文教师出国教中文？向各国赠送多少中文课本和读物？我们计划在国外办100所孔子学院，分别由各大学承办；如果要办200所，恐怕一时还有困难。但即使办到200所，甚至1000所，与要使中文成为世界通用语言的目标相比，也只是杯水车薪。何况如果我们的硬实力不相应提高，会有那么多人想学中文吗？
(摘自《新青年－权衡》) 葛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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