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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评论■石敬涛
由于我国税收实际征收率不高，为实现增收目的，出现了高名义税负和低实际税负的罕见特例。随着税收实际征收能力的提升，百姓实际承担的税负逐渐接近税制规定的名义税负，因此近年企业和居民普遍感觉税负加重，福布斯2005年称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9月26日《人民日报》）
如同报道中所说，税负水平高低的判定，历来颇具戏剧性。坊间与政府对于税负的轻重，之所以总是各执一词，是有原因的：
首先，由于存在某些制度漏洞，政策随意性大，存在操作空间和权力寻租空间，老百姓的实际税负，远远要比字面上的统计数字大得多。在2005年，虽然全国税收收入总和只占当年ＧＤＰ的15．8％，但是，民生客观上承担的“实际税收”，往往有重要一部分被忽视，比如那些各权力部门名目繁多的管理费、罚款和赞助费等。这些“税收”是不“开条”的，没有发票，显示不到税负统计中。这事实上也是税负的一种“绝对的沉重”。
此外，还有一种税负的“相对沉重”。换句话说，就是企业和居民缴的税越来越多，而国民所享受到的回报，也就是说国民福利却没有随着税负的增长而水涨船高，老百姓无法从这种“高税收”中获得高福利，陷入一个高税负、低福利、低保障的陷阱，国民在心理上也随之产生一种相对被剥夺感和税负相对加重感。
按理说，税收的原则应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若如此，即使一个国家的税收再高，也不会成为百姓的负担，相反老百姓却能从一种“高税收，高福利”的体制中获益。但是，据7月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ＧＤＰ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国家仍缺乏“兜底儿”的东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相当于吃掉一个三峡工程；每年公车消费3000亿元人民币，占财政收入的13％；党政干部公费出国考察一年花掉2000亿元；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我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
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老百姓承担着高税负；另一方面，税收的钱却不是“用之于民”，而是用在了与国民福利无关的其他方面。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公共产品提供不足，公众就无法从一路飙升的ＧＤＰ和税收增长中享受福利，从而出现工资收入缓慢增长，居民生存成本节节攀高，教育成本以及医疗费用不堪重负，贫困生缴不起学费上不起学等现实景况。
报道说，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变得极其紧迫。
笔者认为，国民税负之痛关键不在税制改革，而在于如何将高税负转化为高福利。理疗国民税负之痛，是一个税制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社会公平的恢弘命题。而社会公平的最高境界，是建设所谓“善意的国家”，即以公共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国家，和能够洞察公共事务的性质并能够充分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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