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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室
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发展是个趋势。但经济自由主义的成长也必须保持均衡健康，社会的每个部门和环节都要配套。不然，自由主义也有可能成为泛滥的力量。自由主义经济理想的实现不是自然发生的，需要时间和努力。
(编者)
主讲人夏业良
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是指一套独立的经济学理论，它主要反映在当今主流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价值理念之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相对于凯恩斯理论和国家干预主义，倡导“经济自由”和“个人选择”的价值理念，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倡导者和推进者，比如哈耶克、斯蒂格勒、弗里德曼、布坎南、贝克尔、科斯、诺思、卢卡斯等人。
个人主义是理论基础
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洛克、密尔、托克维尔等人，而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则发端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主要是通过“苏格兰启蒙运动”而兴起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洛克、孟德维尔、休谟、斯密等。在18世纪的英国，洛克、孟德维尔、休谟等对经济自由主义做了初始表述，但其经济含义并不明确。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系统地阐述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提出了“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等基本概念，奠定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
17-18世纪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个人主义。它将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作为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将这种抽象式的个人视为国家的基础和本原，而国家只是个人的集合，它赋予个人以终极价值，个人是目的，国家是保障个人权利的工具。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就是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政府)权力予以界定。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拥有某些天然的基本权利，比如生命、自由、财产或追求幸福等，这是人性的内在要求，他们将其称为“自然权利”(naturalrights)。
自由主义在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划出一条界限，界定了各自的权利或权力范围。它的重心在于保障个人权利。个人权利设定了国家权力的界限，也构成抵御国家权力的屏障。自由主义者坚持，国家权力是有限度的，它没有任性的和绝对的权力，不能侵犯个人权利。在理论形式上，古典自由主义借用了自然法、社会契约论和理性主义等作为阐述其思想的工具。同时，他们一般都倡导法治、代议制民主、分权与制衡、联邦制等作为个人权利的制度保障。
自由主义凝聚了西方政治文化的精髓，有些西方学者甚至声称，西方世界只有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自由主义。从历史上看，希腊和罗马文化都曾经对世界其它民族文化产生过影响或冲击，但它们的影响力是有限的，结果是被其它文化所融合。只有在西方文化被基督教重新塑造之后，才产生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以自由主义为精髓的现代政治文化与经济思想，从而使西方政治文化与经济思想在向外扩张时成为高势能文化和经济思潮。
1947年，哈耶克组织成立了“朝圣山学会”(MontPelerinSociety)，该学会的宗旨是复兴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和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通过“朝圣山学会”，哈耶克促使美国和欧洲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走到了一起，其中主要包括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塔洛克、贝克尔等人，其中米塞斯和哈耶克属于欧洲大陆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其余4人来自美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学派。
华盛顿共识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聚合标志着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形成，他们的经济思想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来源。1989年，拉美国家仍然处于债务危机之中，国内经济急需改革。针对拉美国家存在的问题，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了拉美国家代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以拉美国家经济调整和改革为主题的研讨会。
会议后期，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对拉美国家的改革提出了10条政策措施，并声称就此已与上述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机构和美国财政部达成一致，因此命名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包括：(1)加强财政纪律；(2)把政府支出的重点转向经济回报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基本医疗保健、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3)改革税收，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4)利率自由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性的汇率制度；(6)贸易自由化；(7)资本进入、特别是FDI进入自由化；(8)私有化；(9)放松政府管制，消除进入和退出障碍；(10)保护产权。
“华盛顿共识”之所以成为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核心理念与范式，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价值观，其中具有深刻的内在原因。首先，经过20世纪80年代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信息技术进步，发达国家的许多大企业欲求开拓国际市场，而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的扩张也为资本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条件。
虽然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具有巨大的优势，但它们仍然感到在资本流动、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受到限制，因此希望发展中国家实行全面开放，以获取更加宽松和自由发展的条件。华盛顿共识全面体现了这种要求。
再者，20世纪90年代初期前苏联解体，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变革，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使不少过去信奉社会主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所适从，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维理念和改革思路引导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上经济繁荣之路。新自由主义恰好填补了这一“真空”，使发展中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华盛顿共识所开出的改革发展政策药方。此外，对国际经济组织的官员和倡导改革的政治家而言，“华盛顿共识”是一个清晰、易于操作的政策框架和价值导向，便于理解和实施。
经济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是：以每个人的私利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市场社会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只要没有外部障碍阻挡，这种社会必定会通过看不见的手走向繁荣；资本主义从来就存在；全部人类历史不过是市场关系的逐步解放，这种普遍性、理性化的社会形式惟一需要的就是消除对它的束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指出，为了使自由市场有效运行，不应实现“福利国家”支持者所主张的“平等”，而应当保持“不平等”。他说：“一个社会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相反，“一个把自由放在首位的国家，最终作为可喜的副产品，将会得到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
(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
推荐参考书目：
刘军宁著《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斯蒂格利茨著《全球化及其不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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