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国家还是国家艺术？

　　域外新论

　　文/MelvynKrauss

　　在传统上，9月是歌剧团和乐团从埃克斯、萨尔斯堡和坦格伍德等各大夏季音乐节回到故里的时节。这一回归也标志着(在大西洋两岸的)人们对古典音乐资金资源的担忧又上心 头。

　　美式的交响乐生活在除了资金支持以外的各个方面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美国人靠可获减税的私人捐助和票房收入的资金来支持古典音乐表演，而欧洲人则更倾向于依靠直接的政府支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美国的艺术倡导者们长期以来就呼吁采取“欧洲模式”———它为欧洲人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艺术生活，但欧洲却正被迫将这种财政支持模式转变为一种更多依靠私人资金和票房的模式。

　　不幸的是，欧洲的直接政府财政支持体系正成为欧洲缓慢的经济增长和预算赤字的牺牲品。特别是那些欧元区国家，政府在艺术上的支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要受到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3%的要求制约。

　　这一情况对欧洲演艺团体造成的压力正引起不同层面的关注。传统上，欧洲的社会民主倾向于通过排队(即提供巨额补贴降低票价以使更多的人能够欣赏)而不是自愿支付来分配如音乐会和歌剧等稀缺的商品和服务。如今，这一局面将会改变。

　　欧洲的表演艺术倡导者们以美国为例，指出即便是美国大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们现在都会全身心地投入筹款活动并在其乐团所代表的社区中有积极表现。他们担心同样的情况会发生在欧洲。

　　有些指挥家由于不想一手拿指挥棒，一手拿讨饭碗，所以就拒绝了美国乐团的重要职位。他们害怕这些活动会影响其艺术追求。据传言，DanielBarenboim离开芝加哥交响乐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不满该团对他的筹款要求。

　　但美国的经验表明，让乐团的艺术领导，如音乐总监等参与筹款对其艺术职责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比如，MichaelTilsonThomas就将筹款和艺术

领导力有效结合，从而使旧金山交响乐团成为美国的顶级管弦乐团。

　　对于担心更大程度地依赖私人资金会导致曲目编排保守的人士而言，旧金山交响乐团是演奏曲目最富冒险精神的美国乐团之一的事实，也可以使他们放心了。

　　如果观众的欣赏口味不断提高，那么私人资金和创新的曲目编排是完全可以契合的。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即使观众的口味趋向保守，公共资金也会使富有创新精神的节目编排成为可能。

　　这就是欧洲的表演艺术家们喜欢公共资金的一个原因———它将他们从仅有贝多芬和莫扎特的“菜单”中解放出来。另外，观众也可能因为接触到进而喜欢上富有创新精神的演奏曲目。

　　当然，随着在表演艺术方面的公共支出的减少，不但表演机构对私人资金的依赖程度会提高，票价也会提高。有人认为这是件坏事，因为他们更倾向于在低票价体系下让更多的人都能欣赏表演。他们还担心更高的票价会由于将年轻人拒之门外而影响未来观众群体的成长。

　　但表演艺术的低价政策并不能解决扩大年轻观众接触面的棘手问题。首先，年轻人可能不会充分利用低票价的好处。有可能不管票价如何，他们都不会去看现场古典音乐演出。其次，就算他们愿意去看，可能也无法获得座位。主要原因是座位年复一年地都集中在同一批订户手里。

　　既然低价票主要是在补贴同一批订户，那么如果买不到票，它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欣赏古典音乐需要补贴，那么更多具有针对性的补贴就比低票价更有意义。

　　吸引年轻人欣赏表演艺术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教育。因为管弦乐团不能指望学校或政府提供基本的教育来确保古典音乐拥有持续观众群，所以有的乐团就自己利用私人资金在这样做了。

　　例如，旧金山交响乐团就正在进行一项投资达2300万美元的项目———KeepingScore(保住乐谱)———这包括一个国家公共电视台的系列节目、电台节目、互动式音乐学习以及学校的音乐教育计划。

　　这种类型的创新教育项目与欧洲和美国的管弦乐团都息息相关。培养年轻观众和表演艺术普及面的问题在大西洋两岸都存在。同时存在的还有公立学校落后的音乐教育问题。如果管弦乐团们不能呵护它们自己的未来，那么它们很可能就没有未来了。

　　(作者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版权所有：ProjectSyndicate，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