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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凯
多哈，新加坡到纽约。
这三个看上去似乎没有太多联系的城市，事实上浓缩了我们当前生活的世界三个重大主题：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
一个多月前，多哈回合的贸易谈判刚刚破裂。上周早些时候，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们又齐聚新加坡，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应当扮演的角色寻找共识。之后不久，美国、伊朗和委内瑞拉的总统又在纽约联合国的讲台上展开了对骂。
这是一幅异常复杂的图景，多数国家都意识到全球化所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利益，于是他们坐下来，试图分配这些利益，力图避免各种冲击。可是，那些本应发挥作用的国际机构，却越来越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应该放在何处。
美国财长保尔森在结束了新加坡的会议之后立刻直飞北京，美国人心里明白，在一个只给了中国3.72％投票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跟中国人谈汇率或者失衡问题，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中国要的是一对一50％对50％的谈判。可就是这可怜的3.72%，还是在印度，巴西等国的反对声中才刚刚被通过的。联合国也是一样，很多国家不满意安理会现有的格局，可是究竟怎么改革，大家莫衷一是。国际贸易组织主持的多哈回合谈判干脆以崩盘而告终。
这一切都反应了下面这个事实：全球化有着巨大的潜在利益，但是在原有的国际制度框架下，利益分配却是异常不均的。多哈回合破裂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拒绝减少农业补贴，发展中国家明白，廉价的美国农产品会让他们国家那些原本贫穷的农民更加一贫如洗。
一方面是利益的诱惑，另一方面是原有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的僵硬，这使得很多国家开始尝试在“体制外”寻找突破。既然美国人可以绕开联合国去打伊拉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绕开美国去谈自己的贸易协定？根据上周《财经》的报道，印度正积极促使让原来的“东盟＋中日韩”的“10＋3”变为“10＋4”。这种合作的前景很可能是最终形成亚洲贸易组织，亚洲基金组织联盟甚至亚元。那些可以在亚洲谈好的事情，为什么还要绕道华盛顿或者日内瓦听美国和欧洲人指手画脚？
这种缺乏全球协调的区域性一体化进程，也许会让全球化的代价更加不成比例地让一些国家承担，“10+4”很可能会让其它亚洲国家被边缘化。但我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我们不能假设一切可以从零开始，在一张白纸上重新建立适应当前国际形势的新的国际制度框架。我们有的选择也许只能是通过“次优”逼近“最优”。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次优的简单叠加未必能够成为最优，“次优”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既得利益也许会让下一步的“次优”离“最优”越来越远。今天“10＋4”是迈向区域自由化的重大进步，明天“10＋4”可能就会成为阻碍全球化的巨大堡垒。
对于中国，我们所要做的只能是让我们国内的经济政治制度更加具有灵活性，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冷静观察，积极参与。我们更要意识到，中国已经是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建立者之一，我们的行为将会深刻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因此，我们还要学会目光长远。
（金陵／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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