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尝试用对话代替摩擦

　　来源：中国经营报 本报记者：胡安胜、李国华、朱力

　　本报记者 胡安胜 李国华 朱力北京报道 9月20日，在北京的媒体沟通会上，首次以美国财长身份访华的保尔森声音近乎沙哑，似乎表明他此次中国之行并不轻松。

　　虽然保尔森在临行之前，已经表示不追求在汇率等问题上取得“具体成果”，但这位新任美国财长显然也不准备空手而归。通过设计中美两国间空前的“磋商机制”，持续对中国改革进程施加压力，正是美国政府的战略举措。

　　空前的“磋商机制”

　　“我此行的目的不是要找到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然后把结果带回去，而是来建立磋商机制。”在北京的媒体沟通会上，保尔森直言不讳地说。“中美之间建立战略性的经济对话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基础上，将有助于处理两国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使两国关系走向良性轨道。”

　　保尔森任美国财政部长后不到两个月，即向布什总统提出全面建立经常性的中美战略性经济对话机制。这项机制将涉及贸易、财政、科技、

能源、经济发展与改革、外交、医疗健康和环保等各个领域。

　　此提议得到中国政府的积极响应，很快建立了相应的框架。这项机制的中方领导是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而美方领导就是保尔森。9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保尔森在北京共同发表《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

　　参与中方对话组的政府阵容是“空前”的：外交部部长李肇星、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国务院副秘书长徐绍史以及商务部、发改委和央行等部门，而美国方面除了领衔的保尔森以外，还包括总统经济顾问AL Hubbard和其他总统内阁成员，以及相对应的商务部和贸易代表等政府机构。

　　据介绍，对话一年两次，轮流在中美之间举行， 2006年年底之前会举行第一次正式对话会议。其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涉及的话题包括建立创新科技、把握全球经济发展机遇、持续发展和能源经济保护等，同时包括中国逐步开放市场，建立消费驱动的市场经济。

　　保尔森小“忍”求大“谋”

　　此间，美国国会参议员舒默正在推动针对中国汇率制度的法案。该法案要求中国继续扩大

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否则要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而保尔森访华前已明确表示，舒默不要期望他的中国之行能在汇率问题上取得具体的成果。

　　事实上，保尔森此行不在乎“一城一池”的眼前得失，而是要通过建立最高层的对话机制来加速中国的经济改革。

　　近半年以来，中美之间的外交经贸关系的关联程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无论是外交上的“台湾问题”，还是中国“能源外交”、变化莫测的朝鲜半岛局势及两国间频发的贸易摩擦，这些都令美国人既紧张但是又不得不依靠“中国伙伴”来共同解决。为此，保尔森上任伊始，就提出建立中美新的“磋商机制”。

　　“这项对话机制在美国国际经济关系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今天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发展就如同当年欧美之间一样。”随行保尔森来访的一位美国官员说。作为中美新“磋商机制”的策划人，保尔森曾70余次到访中国，是中美两国公认的“中国通”。

　　从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态度上看，保尔森的政策彻底走出了非此即彼的“零和”思想，转向双赢的“正和”思想。从会谈的层次上，保尔森深知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所以越是接近权力高层，改革的速度越快。刘宝成进一步分析说：“美国在和欧洲、日本也有战略合作关系，但是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如果保尔森做到了，他将会成为中美新局面的领袖人物。”

　　“保尔森是个敢‘赌’的人”，他与前任财长相比，更具实战经验，而美国的经济政策比较保守，他则更主动和冒险。”投资银行家、汉能集团CEO陈宏评价说。

　　中美关系里程碑

　　“这项机制对于中美关系而言是个里程碑。” 外经贸大学中美管理学院院长刘宝成认为，前任财长斯诺和议员舒默奉行的都是“在合作框架下的强硬态度”，而保尔森是彻底推翻了原来的对华政策路线。保尔森提出一揽子的变革，不针对具体细节，而是从根本上推行美国的对话战略。

　　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张国庆认为：“美国现在是更加系统地探讨中美经济关系的问题了，而不是今天一双鞋明天一种蔬菜等零敲碎打的事情了。”

　　对于中美新“磋商机制”将发挥的作用，张国庆分析说：“第一，中美双方提高了对话层次，有助于更加有效地进行沟通；第二，提高了效率。沟通层次提高了，效率自然提高了，不用老是派人去谈一件事情；第三，美国政府将会更加用心地讨价还价了。”

　　而商务部梅新育认为，这项机制表明双方的关系具有世界性影响，双方可以以负责任的态度来处理全球的问题。“至少可以通过这个机制让美国决策层知道如果两国争端失控代价有多大，并找到解决失控或争端的办法。”

　　梅新育认为，中国可以在这个对话机制下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不必每次都应“美方的压力”做出调整。在诸如汇率方面，美元疲软造成中国巨额

外汇储备贬值；在市场准入和金融业开放的问题上，两国之间应该建立金融机构监管信息的交换。

　　刘宝成认为，宏观的影响方面，中美之间有了常规性的机制可以来表达中国的意见，高层之间情绪化的反应会通过这个机制及时消化，而不至于变成国家政策，中国也能借这个机制展现改革开放的决心和稳健的做事风格。

　　而微观经济方面的影响，可以避免报复性的征收关税措施的出台。“目前理论上还存在通过舒默法案的可能性，但新机制的建立将使这项法案成为‘哑弹’。”刘宝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