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发行竞购收官 法兴方案有望胜出？

　　■本报记者李晓晔

　　旷日持久的广发行竞购战终于迎来了最后的收官阶段。据广东省一位接近广发行重组评审小组的知情人士介绍，三个竞标方——花旗集团、法兴银行、平安集团已经按银监会第四次要求对递交的标书做了最后的补充和修改。此后，不出意外的话，监管层将不再允许各竞购方修改竞标价格和合作团队。

　　递交最后一轮标书

　　在新的标书中，花旗团队主要在组合方面进行了改动：由原先的花旗20％、凯雷5％、国寿和国电各20％的股权分配组合修改为凯雷退出，由花旗控股的美资公司代替。但在广东政府一直希望花旗做出让步的坏账方面，花旗团队则坚持了原先条件，没有作出更多实质性的让步。

　　法兴团队新标书则完全接受政府重组要求，包括不良资产承担。此外还对一些细节进行补充，但没有涉及竞标价格和股权比例。

　　平安集团则在新标书上附加了一项特别承诺：以现金形式赠予广东省政府50多亿元人民币，助其解决广发行坏账。综合价格和条件因素，平安的总体报价超出两家外资竞标方40多亿元。但广东省政府已经谢绝了平安集团做出的以现金形式赠予广东省政府解决坏账的好意。据了解主要的原因是，花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对此有意见。此后，再次传出平安退出竞争的消息。但19日上午，平安集团新闻发言人盛瑞生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这不是平安正式渠道发布的消息，真实性值得怀疑。

　　三家新的竞标团成员构成为：法兴团队由宝钢集团、中石化、大连实德、吉林信托组成；而花旗团队则联合了中国人寿、国电集团和中粮集团。平安集团则仍然选择单刀赴会。据花旗团队的中资伙伴方面透露，包括法兴团队的中资机构基本上都签署了类似的协议：未来政策一旦放开对外资入股我国银行的投资上限，花旗或法兴可以单方面增持广发行股权；未来合适时机，按协议价回购中资机构的股权；由花旗或法兴掌控广发行的管理权。

　　18日，本报记者分别致电广发行新闻发言人、美国花旗上海总部、法兴团队、平安集团品牌宣传部，得到的消息均为处于静默期，不便透露任何关于标书和团队的内容。

　　知情人士称，这几天重组评审小组正在就几方递交的新标书进行审议，重组评审小组的人员构成为：广东省副秘书长李春洪担任重组评审小组组长，另外的5人则分别是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张新、

银监会银行监管二部主任南京明、央行广州分行行长马经、广东银监局局长彭志坚和广东省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罗继东。但对于这份名单，广东省政府、广发行新闻发言人及三家竞标方均表示非官方发布，不能甄别。

　　三方冲刺，方案竞争激烈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谭雅玲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根据广发行股改的意向和国内的实际情况判断，三个新标书中，法兴团队的方案可能会更具优势。因为国内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更侧重的是机制、观念、产品、架构、经验，而不仅仅是资金。而法兴团队的方案强调的是价格及透明度，并且帮助广发管理层提出重组方案，更加接近广发行的重组要求。虽然花旗全球市场比较大，比较全面，但是法国兴业也不弱。”

　　中信银行一位资深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三个方案本身来分析，平安方案无疑是最对广东省胃口的，因为直接现金赠予的形式避免了层层截流，资金可以完全被用来解决坏账。平安集团目前正致力于打造金融控股集团，综合经营的优势明显，而且通过赠予一跃成为最具价格优势的竞标方。但是平安被排除的可能性也比较大，首先平安团队中没有境外战略投资者，而且不是经营银行业出身，在管理银行方面的经验不足。其次是50多亿元的现金赠予已经引起了花旗与法兴的反对，如果不予兑现，中国没有追惩制度，相当于降低了价格。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丁建臣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谈到：“花旗银行号称‘全球最大银行’，但是在中国的业务一直没有铺开，急于在发展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布局，所以在价格方面出手比较大方。凯雷的退出是一个避免金融资本参与其间引发联想的安排，而且花旗的实力在三家竞标方中是最强的，花旗在银行管理方面经验丰富，过去有成功收购银行、改造银行的经历，有成熟的金融营销理念，这对于广发行这样一家不良资产较高的银行来说吸引力相当大。与法兴方案相比，惟一的弱势在于没有完全接受政府不良资产承担的要求。”

　　在久拖未决的广发行竞购战中多位政治人物身影穿梭其间，不仅有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拉文和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还有法国总统希拉克，一起金融领域的并购案，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影响？

　　丁建臣认为，在海外并购中不排除政治因素影响结果的可能性，但就广发行来说，靠自己的力量不足以走出困境，引进外资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如何通过市场手段使出让方利益最大化已经达成共识。

　　“我认为半官方色彩的、带有倾斜度的宣传是各竞购方为最终实现目标做出的舆论上的铺垫，还不足以真正影响到市场行为。”谭雅玲称。

　　标本式并购“难产”，金融安全不容小觑

　　“竞购广发行难产，主要原因是外资方案将突破政策限制，这对ＷＴＯ保护期将过、‘游戏规则’的制定和中国金融业的开放进程，将产生标本式的影响。”谭雅玲给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分析。

　　她说：“由于流动性过甚，各国官方和私人的资金量都比较大，投机性风险也隐藏其中，而且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非常强烈，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引入外资更应该谨慎。从阿根廷银行私有化的经验看，在金融出现问题时，外资纷纷撤离留下了很多隐患。主要原因是在外资并购的过程中超越了本国发展阶段。我国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对于金融安全还是应当警惕和防范，一方面国内金融改革处于一个激进的状态，急于同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外资经历了多年发展，国内市场已经饱和，需要向外扩展市场，因此与我国金融改革一拍即合。尽管在加入ＷＴＯ的过渡期内我们做了一些准备，但是我国的金融效率、金融产品、服务质量、机制均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在ＷＴＯ保护期前后，金融领域的改革更多的应该通过应用外资的理念、机制、产品来实现，而不见得非要有大量外资参与。有限度地保护自己是金融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理性看待自己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选择适合国情的引进外资方式和金融业开放方式是这一阶段至关重要的。”

　　丁建臣认为，要将广发行、浦发行、华夏银行等区域性银行与四大国有银行区分对待，广发行等并不像四大国有银行占据市场份额的半壁江山，关系金融安全的核心。如果中国不抓住这个机会，可能会失去对金融机构改革的契机，中国银行业也难在世界之林占有一席之地。金融机构作为一种公众性的公司，本质上是为公众提供一套高质量的支付体系。但目前国内银行业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服务和产品都很落后，很多民营企业和普通公众对其也颇有微词。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将打破垄断、加剧竞争，倒逼国内银行重新定位，提升服务质量和金融效率。以韩国、香港、新加坡的经验为例，外资银行渗透程度高，反而有助于降低不良贷款比率，进行低成本融资，提高金融安全。

　　前述中信银行人士认为，在ＷＴＯ保护期过后，金融业的开放也不会迎来明显的分水岭，一切都将在潜移默化中变化。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银行的金融风险主要还在于信贷规模高、信贷资产质量低与货币数量多，这与外资进入的关系不大。需要引起重视的是高端市场，外资在购买国内银行之后可以利用已经建好的渠道和品牌迅速拓展市场，强占高端市场。在这一领域，国内银行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