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老太太：危房下的人生

　　■本报记者王克勤实习生 刘思坤

　　“找董老太太啊，在那边。”

　　顺着村民指引的方向，远远看到一栋陈旧的土坯房。泥巴糊的墙壁，灰黄色，房顶也是泥巴，厚厚的。村民们说，在当地，像这样的土坯房叫“干打垒”，就是用泥土堆垒成 墙，搭上简易屋顶，上铺茅草泥土而成的土坯房。

　　董老太太便住在这样的“干打垒”中，村里住这样“干打垒”的还有300多户，占到了全村的三分之一，其中，“董老太的房子最破，最危险！”

　　董老太太和她的家

　　董老太太所在的村庄叫永泉村，有1000户人家，2500多口人，隶属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龙凤镇。

　　顺着村里泥泞而发臭的小道，我们来到董老太太的家。

　　董老太太的院子比道路低了许多，步入她家门院我们看到，小院并不大，60平方米左右，除了正面的两间“干打垒”，左侧也是“干打垒”，两间，她的二女儿一家三口住在里面。院中间有一口在农村常常看到的水井，水井的前边，有一小块菜田，旁边还堆放着一些杂物。

　　正面的两间“干打垒”就是董老太太的居所。

　　听到有人来，董老太太打开吱呀作响的木门赶忙从里屋出来。一头灰发、瘦削的瓜子脸上一双黯淡的眼睛，皱纹围绕着她薄薄的嘴唇聚拢起来。

　　把我们热情地招呼进屋后，65岁的董老太太就张罗着给我们搬桌子倒水。在一张刚刚用抹布擦过的凳子上，我们坐了下来。

　　她的居室共两间，我们所在的西屋是董老太太的卧室，10平方米左右。她睡的炕，在屋子的最里面，依然是泥巴堆垒的。炕上虽然垫了2层被褥，但依然能明显地感觉到凹凸不平。炕的西边，有一块空地，从地面往上有一米多高的墙面全烂了，“我们都担心这房子随时会塌了，”好心的邻居不断向我们强调着。而液化气罐和

厨具就放在这堵墙的旁边。

　　进入她的卧室必须经过正房，而这间正房里却凌乱地堆满了干柴、树枝、箩筐和农具。一进门，对着的墙面已经塌陷。

　　“我们这里，街比院高，院比屋高。从村里到我家，肯定得矮上那么半截。就像我这房子，特别怕下雨，一下雨水就往里灌，房子也受不了，弄不好就塌了。”董老太太感叹道。在这间“随时都会倒塌的”土坯房里，董老太太渡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

　　“挺到哪天算哪天”

　　董老太太，本名王秀兰。由于她的丈夫姓董，村民们便习惯以她丈夫的姓称呼她。

　　早晨6点起床，跟住在一起的女儿喝碗疙瘩汤。然后到院里发呆，中午不吃饭，下午偶尔到周围逛逛。晚上6点左右，煮米饭，炖一碗豆角，跟女儿女婿3人一起吃晚饭。晚上在没有电的屋子里，早早便睡了。

　　这就是董老太太最为平常的一天。但在这平常的生活中，她却始终有一个最大的心愿：修修危房！

　　但为何迟迟没有修理呢？

　　“我家早在20年前就没地了，化工厂占了。我除了种地什么都不会，老头子走得早，就我一个人，什么都靠不住。没有钱啊，家里太穷了。”董老太太说。

　　那为什么不找村里呢？

　　“村干部说了，我还有一间房，让我住那里。但那里能住得了人吗？”说完董老太太就把我们带到隔壁的土房前。

　　眼前的这栋“干打垒”土屋更加破败，透过浑浊的玻璃窗，只见外侧墙壁有一个一人大小的窟窿，被薄薄的草席挡住。而崩塌的土方，则堆放在屋内。在尚未坍塌的土墙处，已经有了明显的弯曲变形。里面的土炕也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董老太太说，两年前一场暴风雨，房子承受不了压力，墙壁弯曲崩塌，形成今天的大洞。村干部让她换住的房子，正是此处。

　　董老太太开始到处求助。一开始，村干部到现场，说了句“这房子有修的价值吗”就拒不修理。董老太太又拿着材料，先后来到镇里、区里和市里反映多次，都石沉大海。

　　后来，区民政局的人到董老太太家考察，决定让村里出砖和木材，重新盖一座新房。调查组走后，永泉村下拨1500元给了董老太太，然而这笔钱“连堵窟窿都不够”。任凭她如何反映，以后再也没有人过问此事。

　　最后董老太太找到了大庆电视台，把危房事件报上了电视。

　　可董老太太说，村干部因为被曝光，开始为难她，危房问题更难以解决。去年村干部考虑到危房危险不让她继续入住，就把家里的电掐了。一到夜里，屋内漆黑一片。“我眼神不好，睡着觉心里都不踏实。”

　　日久的上访，使得董老太太年迈的身体，更加虚弱，而30多年前就得的过敏性哮喘病，不断地恶化。她说：“我这病需要吃药控制。”以前家境好时，也会打针治疗。如今董老太太只拿着每个月180元的低保，几近家徒四壁，病情更无好转。每到夏天，就喘不上气，憋得难受。日常时节，也会不时发病。“现在没钱了，就得挺着。哪年都得死几回，挺到哪天算哪天吧。”董老太太不自觉地皱了皱眉头，双眼重重地闭上了一会儿。

　　“因为上访，我大姐都不认我妈了。”跟董老太太住在一起的二女儿董玉秋感慨道。

　　董老太太和她的亲人

　　大女儿怎么会不认董老太太了呢？

　　“那次上访告了村官，他们恨着我，我的大孙子，也就是我那大闺女的孩子，找不到工作了。她看我跟记者说话，害怕啊。”

　　因为这，大女儿董玉环半年多来没有跟母亲说过一句话。但身为母亲的董老太太，却始终在关心着她的孩子们，还有他们的孩子。

　　走过大半生的董老太太，曾经有5个儿女，但现在，她只有4个女儿了。最小的孩子是个男孩，也是她惟一的儿子，刚满19岁便去世了。

　　“他以前活蹦乱跳的，来回跑、玩，很健康。有一天孩子胯骨疼，也没怎么在意。以后严重了，就带他去

医院看，他们看不了，就送到市医院。孩子不愿意住院，因为要穿刺，怕有后遗症。但该住还得住，三四天后就不行了。走的时候浑身肌肉都疼，医院说是甲级白血病。我孩子生下来感冒都不得，怎么就这样没了呢？”董老太太一阵哽咽，长满茧的手捂住了满是皱纹的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不久，董老太太的老伴，身体也出现了不适。

　　“老头子因为孩子的事儿上火，过了几年腮上长了个包，一开始也没注意，以后就疼，到医院一看是恶性肿瘤，不能确诊，我们又去了哈尔滨医院化验，确诊是淋巴癌，治了半天，花了不少钱，也走了。”1991年老伴去世时，董老太太还不到55岁。

　　老伴和儿子治病，几乎消耗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而他们的离去，使得董老太太把生活中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4个女儿身上。

　　大女儿董玉环，47岁。原来在永泉村附近的卧里屯火车站帮工，如今年龄大，身体差，不能做活了。丈夫的收入微薄。他们的女儿在哈尔滨上大学，一年学费一万多块；他们的儿子为了养家，初中辍学，开始的3年在附近化工厂工作，现在外打工，因欠工薪已达2个月，许多同伴支撑不住，纷纷离开。而他却始终不甘心，硬靠着，等着发薪到来的那一天。

　　“孩子在外面不放心啊，但也没办法。”董老太太提起自己的大孙子，满脸愁容。

　　44岁的董玉秋是董老太太的第二个女儿，现跟丈夫在董老太太院中左侧的“干打垒”房里住着。“小时候眼不好，老头子可怜她，把院里的两间房给了她。眼不行就没上过学，白天还摔跟头，更别提工作了。”董老太太看着坐在旁边的玉秋，苦笑了一下。

　　有些残疾的董玉秋每月有180元的低保，她的丈夫每月打工收入500多块，然而，如今上大学的儿子，一年的学费至少要15000元，这让这对夫妻愁白了头发。

　　三女儿董玉红，今年42岁，在卧里屯铁路家属区住。由于户口外迁，没有低保，如今家里全倚仗作为铁路养路处副工长的丈夫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过活。而他们14岁的女儿，刚刚上初三，“以后小孩子还要花钱哪，可得给她攒着。”董老太太说。

　　37岁的董玉春是姊妹中最小的，然而离异已经8年。虽然法院把孩子判给了父亲，但如今董玉春仍然带着孩子，在外地住，给编织厂打工，用每月七八百块的工资供着这个已经破裂的家庭。

　　“孩子们都不行，没有出路啊。”

　　董老太太的希望

　　倚靠着土墙的董老太太，在整个访问中，始终绷着脸。然而，一提到自己的希望，她的嘴角忽然间露出了一丝微笑。

　　“如果村里能出笔钱，出材料也行，能把我这房子推掉，再盖个新的，我的心病也就没了。整天住在这里，太危险了。”

　　提起自己的孩子，她说：“孩子们能有份好工作，能在外面吃得开就行了。”

　　“村里人要是能干好事，就再把村里的路修修，不然一下雨，带着土、带着尿什么的，就直接进了屋，谁也受不了。”谈到周围环境，董老太太跟其他村民一样，希望尽快治理村中两侧农家厕所散发出来的恶臭，改变村庄“街比院高，院比屋高”的布局，以后不再担心浑浊的雨水倒灌进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