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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新论
文/WilliamSaletan
过去的四十多年，全球人口数量翻了一番，但是食物产量，由于生产力的提升，增长速度超过人口。贫穷、婴儿死亡率和饥饿在减少。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历史上第一次，一个
物种不再受食物短缺之苦。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养活自己的技能。
实际上，我们的技能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正在发胖。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美国或欧洲，而是整个世界。埃及、墨西哥和南非妇女现在像美国人一样胖。菲律宾超重的成年人数量远比瘦人多。在中国，五个成年人里面有一个人超重，超重儿童的比例是20年前的28倍。在科威特、泰国和突尼斯，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病的发生率急剧上升。
饥饿还远未被消除。但是从1990年开始，全球的营养不良率平均以每年1.7%的速度下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每有两个营养不良的人，就有三个超重或者肥胖的人。在妇女之中，尤其在大部分非洲国家，超重人数超过体重不达标人数。危险的天平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倾斜。
肥胖不再是富贵病。美国中高收入的人中，肥胖率是29%。低收入者的肥胖率是35%。年纪在15岁到17岁之间的中高收入家庭的青少年的超重率是14%，而低收入家庭同龄人的超重率是23%。就全球来说，体重有随着收入提高而增加的趋势。但是加拿大温哥华最近的一份研究发现，在“食物无保证”家庭的学龄前儿童可能发生超重或肥胖的几率是其他儿童的两倍。在巴西，穷人变得比富人更胖。
从科技的角度上讲，这是一场胜利。在我们人类物种的早期阶段，甚至富人都要忍饥挨饿。巴瑞·鲍勃金，北卡罗利纳大学的营养流行病学家，将历史分为几个时代。在猎取和采摘阶段，如果我们找不到食物，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在农业阶段，如果我们的农作物枯萎了，我们也活不下去。在工业阶段，饥馑减少了，但是传染病却在肆虐我们。如今，我们已超然于自然控制之外，我们不再因饥饿和传染病而死，而是因富足而亡。自然没有在杀戮我们，我们是在自杀。
你再也尝不到饥饿的滋味；我们可以用比以前便宜得多的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填饱你。你不必再为食物奔波；我们可以送上门来。你不必自己烹煮，我们会送上现成即食的食物。你不必在食物腐坏之前吃掉它；我们可以让它浸透防腐剂从而可以永久保存。你甚至不必因吃饱了而停下。我们有如此多的食物待售，我们希望你有着饕餮大胃。
在美国发生的一切正在所有地方发生，而且发生的更快。售卖新鲜食物的农夫市场减少了，加工食品增多了。全麦食品减少了，精加工食品增多了。甜味料、盐和反式脂肪(transfats)也越来越多。肉类便宜了，动物脂肪吃得也多了。自己烹煮的机会减少了，在外面用餐的时候多了。食物的份量大了，小食品也随处都是。
肯德基烤鸡和必胜客在整个星球上扩张；可口可乐分布在超过200个国家；麦当劳的一半生意是在美国以外。
在中国，动物脂肪摄入量在20年内增加了两倍。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的肉类的消费量将增加1.6亿吨，是发达国家增加量的五倍多。四十年前，要吃得起一餐高脂肪的食物，你的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要达到1500美元。现在的价格是以前的一半。你不必要成为一个富人才能死于富贵病。
不久之后这将成为穷人病。富人们享有全自然食品、健身馆和私人教练。穷人们则有7-11，Popeye's快餐和不能安全行走的街道。当手头较紧时，你带孩子到温迪快餐，狼吞虎咽通心粉和奶酪。在吃自助午餐时，你像自己的祖先一样，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包括脂肪。
有句话说得很妙：科技改变了一切，除了我们。我们进化了，并战胜短缺生存了下来。我们喜欢吃肥肉。我们迅速地增重，缓慢地减肥。你端上来的食物多了一倍，那我们就多吃一倍。感谢科技的进步，食物匮乏已经成为过去，但我们进化而来的应对食物匮乏的生理特征却依然留存。味道和营养之间也不再有什么联系。食品工业可以卖给你没有水果的甜味，没有蛋白质的咸味，没有牛奶的奶油。我们可以让你发胖的同时令你饥饿而死。
而这只是等式的有关食物的一边。在科技发达之前，成年男人每天消耗大约3000卡路里能量。现在他们只消耗2000卡路里。在印度班加罗尔接听服务热线电话的工作人员整天坐在桌子旁边。几乎每个中国人有一台电视机。还记得中国人以前骑自行车吗？在过去的六年里，中国的汽车数量从600万辆增加到了2000万辆。不到七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人有马达驱动的交通工具，而有这种交通工具的家庭的肥胖率比其他人高80%。
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我们要多锻炼，并且改变我们的食物，包括我们自己食用的、我们捐献的和我们资助的。例如明年，美国的妇女、婴儿和儿童计划———向贫困家庭的儿童提供食物补贴的政府计划———将开始支付水果和蔬菜。在过去的32年，这项计划为幼儿提供了鸡蛋和奶酪，但却没有一种蔬菜。而我们还在纳闷为什么穷人的孩子会发胖。
而改变我们的思想是最难的。我们对形体有着歪曲的标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对食物匮乏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不敢相信现在的问题是食物泛滥。从中国到非洲到拉丁美洲，人们试图使自己的孩子变胖。我刚结束度假回来，我回去陪伴我的犹太裔的母亲和婆母。他们一再叮咛我要多吃一些。
另一个蒙蔽我们的是“慷慨之罪”。我们着迷于“给予”，但没有认识到改变一个人行为比填饱一个人肚子更重要。我们不光拿拌了牛油的爆米花喂动物园里的动物，我们还将之捐到“食物银行”(美国民间捐助穷人食物的活动———译者注)，并且称这种行为为人道主义。也许我们应该问一下：我们的同类真正需要什么？
(作者系《华盛顿邮报》特约评论员。LATWP提供版权，本报编辑陈中翻译。本报保留中文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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