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更应是文化的灵魂

　　制度更应是文化的灵魂

　　———读《大学校长的禀赋》有感

　　读者有话说

　　·编者按·

　　中国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遗憾的是我们缺少更多伟大的思想者。大学作为民族和人类思想的载体，今天却灵魂迷茫，精神黯淡。本报策划“追寻缺失的大学精神”系列正是召唤那种逝去的灵性和灵魂。姚国华先生为我们撰文《一个民族需要关注天空的人》、《大学校长的禀赋》，他观点犀利甚至充满“情绪”，正确与否，唯有讨论方见真知。抛砖引玉亦为姚先生之初衷。文章既出，评者日众。此次，方先生与姚先生论道，以期讨论能日益深入。

　　文/方亮

　　近日拜读姚国华先生《大学校长的禀赋》一文，心有几言，欲一吐而后快。纵观整篇文章，作者似乎是通过否定现实而为自己构思一个“苏格拉底”式的大学校长作铺垫。我明白姚先生要谈的是大学校长应当具备的文化修养。但我仍要从根本逻辑上展开质疑。

　　姚先生这篇文章，对中国大学教育领域中文化的缺失和物质化泛滥的现象有着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对此我也感同身受。但我不认同作者将这些现象归于为大学校长的文化修养，亦或更为深层次的“文化”缺失，即姚先生所言的“制度的灵魂是文化”。在此，我也鲜明提出我的观点：文化的灵魂是制度。

　　对文化的理解，与其理解为知识与技能，我更倾向于将其解读为文明化。所谓“化”，是指一种进程，所谓个人、国家、社会的文化，亦可解读为其走向文明的进程。而推动整个世界的文化(即文明进程)发展的内在动力，绝不会是文化(文明进程)本身。那么它的动力在哪里？在姚先生的文章里，我看到他对一个大贤大智者横空出世的渴望，或者对当权者、在位者的思想化、哲学化提升的希冀。其实质是希望产生有文化修养者的“领袖”，从而影响更多人，改变更多人，从而重塑国家的大学精神，进而重塑国民精神。从学理上归结，作者恰好是希望通过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重新建立一种秩序，从更深层含义上，作者正不自觉的认为制度是文化的根源。

　　而我认为，目前的现状，最为根本的是正式制度而非非正式制度的缺失。为什么许多华人学者在国外能勤恳做学问，安心著文章，一回国内却陷入了名利和焦躁中无法自拔？为何许多来华

留学生在本国能够安守秩序，在中国却和许多国人一样不遵守交通规则？同样一个人，在不同制度的国度里，却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这和文化没有必然的关联，根本原因恰恰是缺乏外部正式制度的硬约束。

　　说制度是文化的灵魂，是因为一个平等、自由、公正的制度是文明进程中“善的灵魂”，它能促使社会向文明化前进。而一个野蛮的制度却是文化的“恶灵”，甚至可以摧毁文化。一个制度不足，特别是正式和非正式制度都不足的社会里，文明进程的方向是不明确的，而处在这种状态下的社会，其表现出来的恰恰是物质财富配置的严重不平等、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以及公众信仰的缺失三种现象互相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纠缠不清。所以说，与其批评中国这一代人缺乏文化归属感，倒不如说目前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的方向不定造成了国人内心没有明确的文化感，而这背后，却都是制度建设不健全惹的祸。

　　与其靠某些人的文化修养甚至树立权威来弥补目前缺乏的大学精神甚至中国精神，到不如致力于推动一个宣扬平等、自由、正义的社会秩序的建立。而这种秩序，更是一种各个个体自身自省、互动博弈的结果，这也正是哈耶克“自发秩序”的含义之一。正是“人类的必然无知性”，所以创造或者推出权威未必是一种有利于文化，即文明进程的一种制度安排。提倡人们热爱自由、平等，执着于公平、正义，要比任何的“权威”，任何的“修养”都要重要万倍。这种制度建设不一定源于大学精神，却能使大学精神更富内涵、更有包容、也必更具生命力量。

　　一种制度决定了一种文化的发展与消亡，也许当年雅典公民们投票处死了苏格拉底的时候，已经预示着“多数人暴政”的制度安排将引向雅典文明走向没落。即使如此，我还是非常认同姚先生所言的“文化修养”在个人身上的加强，虽然这种做法很难推动整个社会的根本改变，但是至少使一些人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吧。

　　关于

中国经济学者，我觉得，的确有一些人只能称之为伪经济学者，但是大多数特别是老一辈经济学者还是很值得爱戴和尊敬的。当前社会广泛误解经济学，一方面，经济学特别是应用经济学与当前社会联系的紧密性和社会科学特有的非精确性，导致“做的多，错的多”。另一方面，经济学结论被大量应用，而经济思想不能有效传播。经济学吸引我之处，倒不在于其对资源的配置，而在于其对人的经济行为研究中闪烁的哲学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