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孙雷北京报道
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问题正日益凸显，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呼声也越来越迫切。
5日，全国政协“推进西部大开发”专题协商会上，16位全国政协委员发言，有8位提到了这个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唐世礼表示，西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生态补偿。
一个典型案例来自贵州。上世纪80年代初，贵州省利用世行和国家贴息贷款建设了速生林基地1984万亩，绝大多数由乡村集体林场和造林大户承贷完成。20年过去，林木成熟，却被划入“天保工程”，受禁伐制约，造林者一筹莫展。
而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雅棠的调查也显示，过度放牧已经造成黄河上游湿地严重退化。
他同时提出，为保护、治理、修复西部生态，西部在作出贡献的同时，付出了放弃许多发展机会的沉重代价。
对于构建生态补偿机制，委员们提出了细致的制度设计。
按照陈雅棠的思路，应在黄河上游湿地牧区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严格的牧畜限养制度，同时国家对限养牧民提供补贴。
“这样做，既可以满足牧民对肉奶的日常需求，又可减少湿地草原的载畜量，有利于湿地功能得到逐步恢复。”他说。
而唐世礼则提出了两种生态补偿方式：一方面，通过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西部生态补偿基金等方式给西部省份以直接补偿；另一方面，则可通过上项目、帮助优化产业结构等方式进行间接补偿。
“治理修复速度一定要高于恶化速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强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