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亚田
1996年11月，我从西安出发，翻过秦岭，去了一趟商州。这次陕南之行，我专门去了一个地方——武关。武关不算名胜，将我勾引到武关的原因，是作家朱鸿的同名散文《武关》。因为一篇文章，就去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在我来说是第一次。
从此之后，我注意到了朱鸿，并几乎读了他所有的散文，直到最新的这本《大时代的英雄与美人》。
《大时代的英雄与美人》是一部厚重的书，由12篇重量级的长篇散文构成。按照朱鸿自己的说法：“这一组系列散文的写作，是我最为重视，也最为用心的。”通读全书，我觉得朱鸿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
表面看来，朱鸿写的是游记，但他绝对不是为了状物写景，发一些小感想，这样的“驴友”文章我们见得太多。朱鸿是脚踏现实，回望逝去的历史。再准确一点说，他是在寻找历史中的风云人物，并把他们带到我们的眼前。朱鸿的目光走得很远，他带回来的这些人大多都超过了两千岁，他们有孔子、荆柯、商鞅、李斯、刘邦、项羽、韩信、司马迁、杨贵妃等。这些名字我们是熟悉的，但是，熟悉并不说明我们对这些人的认识就是清楚的、合乎历史真实的。事实上，由于年代的久远，这些人的面目已经很模糊，并且，由于教科书等的规范，我们对这些人物的认识未免已概念化、类型化。但朱鸿却“总是尽力避开人所共知的历史结论”（余秋雨语），他的看法和思路是独特的，他笔下的人物是与众不同的、新鲜的。名字还是这些名字，但人已经是不一样的人。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朱鸿首先给这些人以性格。每个人都是有性格的，可惜的是，我们在许多的描写历史的书里看不到历史人物的性格。而分析人性是朱鸿的出发点，也是他的最大爱好。朱鸿的分析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强加于人的，他有场景、有细节、有心理、有情感、有事件，如此这般，那些一二千年前的人物，似乎也并不遥远，他们的音容笑貌，活脱脱就呈现在了你的眼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朱鸿在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解读中，着眼点是从人性恶入手的。人性是有两面性的。既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由于人类的软弱和自我欺骗，人们往往不愿、不能或不敢面对人性的丑陋。他们只看见阳光，而忽视黑暗。朱鸿对人性恶很敏感，他有一双“毒眼”，他总是撕去温情的面纱，直面惨淡的人生。他就像高明的大夫，手术刀直指病灶。看一下《大时代的英雄与美人》这部集子中文章的标题：《商鞅有罪》《怀疑荆柯》《焚书：李斯的毒计》《愧对司马迁》《诗人多难》，朱鸿的写作角度就一目了然。
对人性的剖析，并不是朱鸿作品的全部。当然，如果到此结束，文章也已经够得上优秀了。但分析人性只是作品的起点、铺垫，后面总是还要跟进一个重大的命题：即对专制、强权、集权的批判。这也让作品的思想深度更上台阶。以《商鞅有罪》为例。我们传统对商鞅的定位是成功的改革家，但朱鸿不这样认为。他首先认为商鞅属于那样一种有野心、有能力的人，他的性格狠毒而刻薄。作家使用这样的贬义词并不是信口开河。这从后来商鞅变法的法令就得到了证实。为了让人民彼此监督，商鞅鼓励人揭发人，法律明文规定，“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朱鸿指出，商鞅的铁碗政策确实使秦国强大了起来，但也开了钳制思想、压制民意的先河。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集权统治的雏形是商鞅建立的，所以说商鞅是有罪的。朱鸿的结论总是标新立异、思想深刻、引人思考。这些观点并不牵强、突兀，他的分析细致缜密、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滴水不露、水到渠成。作品的叙述从容、沉着，不紧不慢，就像太极高手，内功深厚。没有声嘶力竭，但读来又慷慨激昂。平静中深藏愤慨，内敛里饱含激情。读者不由自主地跟着作品扼腕、叹息、激动、愤怒。
在这部散文集里，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在马嵬透视玄宗贵妃之关系》一文。虽然它不像《商鞅有罪》那样深刻，像《给孔子脱下圣袍》那样厚重，像《韩信之忍》那样独特，它的意义在于把“性”引进了散文之中。我们知道，散文是不言性的，性在散文中是一个禁区，然而朱鸿闯进了这个禁区。关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关系，世人向来众说纷纭。朱鸿透视的结果认为，他们的关系不是爱情，而是性爱。用这样的角度透视他们的关系，不但具有创造性，而且使许多的复杂问题简化了。他们刚遇到时非常热烈，是因为杨贵妃是一个性爱充盈的人，壮年时的唐玄宗在她那里品尝到了男女之间最痛快的乐趣。但到马嵬时，唐玄宗之所以对杨贵妃见死不救，是因为这时已七十高龄的唐玄宗，对杨贵妃的需要已经可有可无了。我以为这样的分析新鲜而到位，可能更符合历史真实。
如果把朱鸿的作品放到全国的散文创作格局去考察，我认为最大的价值，在于“审丑”这个视角。即对人性的丑陋和专制体制的丑陋的双重批判。这一思想贯穿全书，从一而终。他写孔子、司马迁这些正面人物，也是为了对比、反衬专制强权的霸道、无理及其对人性、文化的压抑、束缚、扭曲与扼杀。中国的散文作家里面，写此类文章者很多，但他们大多是偶尔为之，没有系统性，或数量不多，或重量不够。而朱鸿是有意识、有计划地创作了一系列“审丑”作品，火力之强大、之集中前所未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