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评论

　　构建治理环境的动力学机制

　　9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是我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报告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除了污染造成的损失外，报告还对治理成本进行了核算。核算表明，2004年全国生产总值GDP为159878亿元，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经虚拟治理成本调整的生产总值为157004亿元，GDP污染扣减指数为1.8%。为了配合国家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北京市、天津市、重庆市、河北省、辽宁省、安徽省、浙江省、四川省、广东省和海南省十个省(直辖市)开展了试点工作。目前试点进展顺利，预计年底前完成试点。

　　绿色GDP核算是提升国民“环境道德”重要一步。尽管绿色GDP核算体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存在一些异议，但无疑，绿色GDP核算体系提供了一种牢固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

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确是通过透支环境取得的，是以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大量破坏为代价的。另外，报告也显示，中国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的投入和效率均不足，这迫使人们思考，如何能够寻找到更好的治理环境的动力学机制。

　　我们应该考虑激励地方政府来参与一个公平而高效“环保游戏”。例如，可以考虑将环保问题纳入地方官员升迁的重要考核指标。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考虑在财政税收的体制上进行创新，以及在污染权交易等国外成熟的制度安排上做更多的文章。

　　举例来说，2004年中国环境污染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43亿元，而实际治理成本是959.65亿元，合计总成本为3834.08亿元。在所有的资源污染中，水资源污染治理成本最高(例如黑龙江水资源污染事件)，大约占总治理成本的56.2%。但是治理水污染存在着几个行政区域联动的问题(一条河往往流经几个省)，仅河域上的一省勤奋是不够的，因为其他省份可以搭便车，美国学者Hilary Sigman曾经描述了美国《水清洁法》实施之后不久，就导致一些州搭另一些州的便车行为，使得治理环境的成本大量淤积在下游，并且上游的州不给下游的州补偿。

　　除此以外，最近还有一个令人振奋的例子是，美国加州单独通过了减少气体污染的目标，为美国布什政府丑陋地退出《京都议定书》挽回了一些名誉。如果将其看作一个单独的经济体的话，加州的温室气体排放在世界排第12位。让加州做出这个决定的是，它看到了危险性，很多环保的问题可以由加州自己“内化”：加州的山脉的积雪溶化问题，在未来这里将丧失滑雪的乐趣，农业的雪水灌溉也变得岌岌可危，未来森林火灾和干旱的可能性加剧。所以，加州做出了比《京都议定书》还超前的标准，2020年的气体污染排放水准要回到1990年的水平。加州的环境改革主要依赖的就是气体排放权交易。加州规定设立温室气体排放指标市场，允许排放量低于标准的企业向超标企业出售指标。虽然，这可能在短时间内打击就业，但是，从长期看，肯定会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环保能力。

　　加州的事例给了我们一些启发，是否可以考虑在未来大规模地在几个“指定省”试点排污权交易？或者在全国范围内征收合适的硫排放的税，这项税种即使再庞大也不进入中央财政，而是变成一种对环保举措有力、效果明显的省份(或地方政府)的奖励？

　　另外，中国已经开始享受《京都议定书》带来的好处，由于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向世界出售他们的排放权配额。那么未来，中国能否考虑在各省(或者试点省)推广这种炭排放或者氮排放的指标交易，从而形成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做法的一致性和互动性。这值得考虑。

　　·时评·

　　“市场化”不等于“厂商化”

　　本报评论员 周炳林

　　在一些监管与经营不分的行业中，组建独立的商业性运营公司接管行业的企业类业务，一般都有“市场化”的美名。近日，

邮政系统监管和经营分开的改革正式启动，从9月4日起两周内，国内30个省、区、市邮政管理局将陆续成立，这些监管机构将接受国家邮政局的垂直领导，而邮政的企业类业务将由新组建的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接手。

　　如同以往电信、电力的此类改革，在本次改革引来诸多的讨论声中，监管与经营的分开基本被认为就是市场化，并成了很多论述默认的前提。但实际上，监管和经营分开可能仅仅是一种厂商化，而“厂商化”不等于“市场化”。

　　全面地讲，向着市场经济改革应该包含以下两条路径：一条是“市场激励结构”的路径，一条是“市场竞争结构”的路径。市场激励结构的构建主要在于经济体内部，激励结构的有效构建可使企业经营者的权责利与企业效绩密切挂钩，改变原来企业经营慵懒无力的局面，大概对应着以上所谓的“厂商化”；而市场竞争结构的构建则主要在于经济体之间，打破各种人为的垄断，培育有效竞争可使企业在竞争压力下不断的创新进步，这也将改变企业经营慵懒无力的局面并使消费者不断得到实惠。为此，“厂商化”之外，市场竞争的培育是市场经济的另一应有之义，“市场化”不能等于“厂商化”。

　　从目前的情况看，原有经济体制的激励不足问题现在的解决速度相对较快，随着民营经济份额的增加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多数企业距离利润最大化的标准化厂商目标函数并不远，具备了典型的“厂商特征”。应该说，解决激励问题对于提高经济效率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深层次因素。但是，市场竞争结构问题的解决却相对滞后。一些产业运营经济体具备典型“厂商特征”之后，市场竞争的培育没有跟进，“厂商化”后的行业经济体在行业竞争结构的构建中有较大的话语权，一些行业垄断被不断地正当化，人为的而非供求因素引起的市场供求双方力量对比极不平衡。

　　虽然，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内部激励与外部竞争均需构建，任何一种缺失都将会没有效率。但是，解决内部激励而没有解决外部竞争则可能有更危险的结果。这时，不仅有垄断形成的效率丢失，还有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厂商化”后的垄断庞然大物借助垄断之力轻而易举地从消费者身上榨取大量剩余，向着自身利益最大化一路狂奔。而从目前

邮政体制改革的进程看，这一危险是存在的，新组建的商业性运营公司可能将拥有350克以下的寄送业务的专营权，“厂商化”后的经济主体获得了垄断权力。

　　总体来看，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至今天应该说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大多数行业在企业内部激励增强的同时，行业竞争也在不断的深化。然而，市场化的过程天然存在一个矛盾的地方，激励的构建使得任何一种经济体都更加愿意获得一种垄断权力，这不仅有大国企，甚至还包括了一些民营大企业。这些经济体在谋求垄断的时候，一般以“负担补偿”和“规模经济”作为说辞。尽管这些说辞有时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负担补偿需要严格的成本收益分析，而规模经济所引发的“自然垄断效率”的适用则常常被扩大化，这时便需要一个公平的监管者，其重要职责便是洞察这些说辞，抑制厂商不轨意愿的实现。

　　可见，监管者应清楚认识到，当行业内的某一特定运营者在一个已经开始竞争的行业复求垄断，意图进行一种“经济帝制”复辟的时候，往往难逃当年袁世凯的下场，要市场化，不要厂商化的乡亲们不会拍掌，只会在族谱上将其除名。

　　“拇指向下”的民意

　　特约评论员 孙升亮

　　在台湾地区，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发动的、民众高举“拇指向下”(这是要陈水扁下台的手势)的“百万人反贪腐”静坐活动9月9日登场。

　　“倒扁”运动如今进入新阶段。从4月开始，陈水扁即因家人亲信所涉弊案不断被爆出而身处上台以来的最大困境。6月泛蓝推出的罢免案虽未过关，但对陈水扁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7月份以来，泛绿内部对陈水扁的不满声音逐渐浮现，不仅部分亲绿学者发表公开信要求其辞职下台，而且李登辉及其台联党也高举“反贪腐”的旗帜，指责陈水扁“假本土、真造神”。

　　8月初，在相关弊案进一步发展且直指陈水扁本人、岛内民怨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施明德发起了“百万人民倒扁运动”。大概连施明德自己都没有想到，他“每人一百元倒扁”的创意竟然收到奇效，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就筹集到上亿元新台币的“承诺金”、汇聚了百万民众的意志。

　　施明德的人格特质与历史背景，也是他能够获得民众信任的关键因素。跟泛蓝的罢免案相比，施明德来自于陈水扁的同一营垒，民进党难以用“蓝绿对决”来转移焦点。与泛绿学者单纯进行“道德劝说”不同，施明德不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且付诸行动。

　　台湾地区夏天酷热，所以大型群众活动多在秋天进行。施明德已宣布此次静坐活动准备长期坚持。岛内另一团体民主行动联盟也将举行类似的抗争活动。这预示着岛内的“倒扁”运动来势凶猛。

　　面对强大的民意压力，陈水扁的心慌意乱也显露无疑。陈水扁此前“出访”“友邦”岛国，史无前例地动用了3架飞机，并首次搭乘“行政专机”，自我吹嘘是“元首外交一大步”，但实际上却显示其对“倒扁运动”的恐惧与心虚。图谋过境关岛，寻求“外交突破”，借此大做美国“挺扁”的文章，以削弱岛内“倒扁”运动的能量，是陈水扁此行的重点，也是他非要如此大费周章地动用“行政专机”不可的最主要原因。但是，美国早已看穿陈水扁的拙劣把戏，不愿被其利用，更不想站在台湾主流民意的对立面，因而提出苛刻条件，不仅拒绝陈水扁的“行政专机”降落关岛，而且即使其改搭民航机也只准短暂停留四个小时。

　　为了向外界显示其仍能有效控制政局，陈水扁还安排了一出“文武百官大送行”的戏码，几乎将民进党当局党、政、军高层一网打尽，成为其上任以来最庞大的一次。过去，陈水扁曾讥讽过国民党时代的“接送机文化”。如今，他顾不得自打嘴巴也要制造“万官拥戴”的假象，恰好“凸显他失去道德正当性后的心慌意乱”。

　　而且，在9月6日晚上陈水扁从南太平洋小岛国返回台北后，第二天就被台湾“高检署”传讯。可以预见的是，现在陈水扁所要面对的“执政”危机与民意压力，只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