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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本报评论员 魏稳虎
最近媒体公布的两组数字引起笔者的思考。
其一，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5年，在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竞争激烈的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所占比重相对较低。比如，在娱乐业、计算机
服务业和建筑装饰业等行业中，没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而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数量上占62．7％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拥有94．1％的资产总量。另外，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在公用事业、科技发展等方面也处于绝对控制的地位。
其二，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经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比如，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着；汽车行业销售额的90％来自国外品牌。
如果将两组数字联系起来便会发现，一方面国有资本从一些竞争领域逐步退出，另一方面外资加快了抢滩占地的步伐。这一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
应该讲，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领域有序退出是大势所趋。与计划经济时期的“以量取胜”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上。要做到这3个“力”，就必须调整布局、优化结构，使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领域。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结果数据看，国有资本的布局变化正是遵循了这一设计思路。对此无可厚非。
按照设计者的思路，“国退”的一个目的是为了促进市场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提高国内企业的整体竞争力。故此，才有“国退民进”一说。然而，外资掌控部分国内产业的现象说明，“国退”之后，市场并未完全按照设计的轨道运行。
应该讲，如果单纯从经济角度看，“国退”之后“谁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能否使各种竞争主体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合法竞争。然而，不仅现实中不存在纯粹的经济行为，即便是理论上的经济行为，也需要许多“假设”作为条件。由此推理，“谁进”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如果从国家利益和产业安全角度看，“国退”之后，同样存在“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较量的是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民族工商业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主要产业不由国内资本掌控，那么综合国力从何体现？民族工商业又是自主创新的主体，如果将产业控制力易手他人，那么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又从何体现？国内汽车业的境遇说明，我们虽然让出了品牌、让出了市场，却没能提升国内汽车业的整体竞争力，也没能得到核心技术。交了如此昂贵的学费，我们应该学点什么。
事实上，为维护产业安全和国家利益，包括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都推行了产业保护政策。比如在美国，除《反垄断法》外，还有专门机构对外资并购进行经济安全审查。不但如此，对于大型的跨国收购，还可能要遭遇美国司法部和对外贸易委员会等机构的反垄断审查。所以，通过制度设计来规范“进入者”，这是一个常识，而不是问题。
“谁进”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制度设计的思路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我们已经走过了产业“起步阶段”，以开放促改革的思路应该得到调整。笔者曾撰文认为，对于外资的进入，我们必须让激情回归理性。“理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不能因噎废食，将外资视为洪水猛兽，一概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必须摒弃招商引资中的“外资情结”，首先着力培育内部核心竞争力，其次再考虑市场全球化。令人欣慰的是，于9月8日实施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对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造成过度集中、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不仅设置了事先防护措施，还设置了事后监管办法。《规定》的修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制度设计者思路的变化。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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