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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二三十年能源问题彻底解决之前中国到海外找油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急”措施，因此是一种“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在海外找油的同时，应把更大精力和人力、财力投入到国内实施能源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上，即大规模地开发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和氢能，进行一场告别矿石能源的“能源革命”。
如今氢能源技术已经接近成熟的最终解决方案，但有人以成本高、不安全为理由予
以贬低。试问，哪个新技术在开发之初就是十全十美又价格低廉的？不能不说，类似的反对意见是拘泥于传统经验或部门利益的狭隘、保守思想。又如，油电双燃料汽车是国外的一种过渡性解决方案，花的钱很多，而使用氢能源的燃料电池汽车是交通工具的最终解决方案，开发经费不见得比双燃料汽车多。中国本应把力量集中在开发后者上，但现在两种汽车都在研发，分散了有限的财力。这表明，我们缺乏进行战略决断的判断力和决心。
聪明人也会犯错误，但聪明人更会改正错误。爱因斯坦在1932年曾经断言：“没有任何一丝迹象表明人类可以获得核能量，因这意味着原子将被随意切割。”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他得知德国在研究核武器时，曾两次上书罗斯福总统，力主发展核武器。罗斯福总统采纳了他的意见，投入了巨额资金，研究“切割”原子的方法，人类终于掌握了核能。爱因斯坦修正自己错误的决心，与其说是来自于技术，不如说是来自他对人类命运关怀的哲学。
掌握了哲学的聪明人，更能作出跨越式的战略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征求钱学森的意见：是先发展飞机，还是先发展火箭。钱学森作出了一个与常人不同的判断：先发展火箭。理由是飞机需要耐久性和零件互换，对批量制造技术和材料的要求很高。而火箭是一次性使用，对中国的工业来说，困难相对少些。而国际环境更需要中国发展火箭而不是飞机。这是一个建立在对技术、工业基础和国际政治综合分析基础上的哲学判断。
解决能源问题不仅需要政策、技术和资金，还更需要爱因斯坦和钱学森式的哲学思维。 中国社科院 沈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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