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善待农民工

　　□肖耿

　　中国允许贫困农民到外地打工，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也是最大规模的扶贫政策，它让贫困者可以踏上逃离绝对贫困的第一个台阶。但踏上台阶的农民还需要更多平等的基本权利

　　这几天在北京参加《新华文摘》主办的一个企业创新论坛，会上亚洲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呼吁我们的企业，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要继续努力，将创造农民工就业机会作为头等大事，并大声疾呼，要善待我们的农民工。龙永图先生的演讲对许多外资企业的老总触动很大。

　　是的，许多老总，去到内地，对农民工都非常同情。可是，他们能不能为自己在内地工厂的农民工加工资？为他们改善工作环境？很难说。

　　每一个企业都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能不能给员工加工资要由企业的

竞争力决定。许多破产的企业就是因为员工的工资成本太高，超出了企业的生产率水平，结果是害了员工。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显然是为了帮助农民工提高收入，但如果企业因此而减少雇佣农民工，农民工整体利益就会受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增长一直缓慢，直到最近几年当地方政府明显感觉到有一些民工短缺的信号后才开始大幅提高最低工资。

　　农民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至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如果没有1.5亿以上的农民工为我们日日夜夜地服务，我们的城市、工厂及社会如何运作。

　　农民工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干的是千篇一律、又苦又累、又脏又闷的活，得到的报酬也是几乎划一的最低工资。当城市居民忙着安居工程，为独生子女前程奔波操劳时，农民工的子女往往被留在村子里由老人照看，一年也难得见亲生父母几面。而这些孩子的父母，也往往是为了打工，不得不两地分居。

　　等到这些打工仔打工妹面临失业及退休时，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因为没有足够的收入在城市定居，只有回到农村，依赖可怜的一小块土地，作为他们的社保。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农地不能买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一旦农民工失去土地，他们将失去最后的依靠，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央及社会对此已有了深入的把握：要看透中国的贫困问题，关键就在于认识农民工的处境；要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关键就是要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及生活水平，使他们有机会变成真正的城市居民。中国9亿农民中的一大半，在今后几十年可能不得不亲身经历农民工的阶段，怎样善待农民工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

　　为了找到善待农民工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农民工市场工资水平形成的基本机制。中国的农民工是有选择的，他们可以选择留在农村种地，或出外打工。正是由于他们的理性选择，中国农民工的实际收入及生活水平就与农民的实际收入与生活水平相差不大。

　　如果农村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农民工就会返回农村种田，城市就会出现民工短缺，农民工的工资就会受市场压力而上升，直到两者相差不远。

　　相反，如果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大大超过农民种田的生活水平，大量的新农民工可能进城打工，压低工资，并可能就会出现村里没人种田的现象，直到打工与种田的收入都差不多。

　　这个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互动理论虽然简单得连打工仔打工妹也能理解，但我认为应该是指导中国“三农”政策的一个最根本的科学规律。提高农民工收入难，提高农民收入更难，原因就在于它们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并由市场决定的，而且这个市场不是一般的市场，是一个有9亿人口及巨大剩余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市场中每一个农民的自主决定形成了一个不以我们的意志而改变的规律。这个劳动力市场的科学规律告诉我们一些残酷的现实：只要中国农村还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国农民工及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就很难像城市居民一样大幅度地提高。

　　虽然，这是一个令人灰心的推论，但中国的情况比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却要好很多。中国农民可以选择到外地打工这个政策，将中国的相对贫困与非洲的绝对贫困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可以说，正因为这个政策，中国实际上已经基本消灭了绝对贫困。中国允许贫困农民到外地打工，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也是最大规模的扶贫政策，它让贫困者可以踏上逃离绝对贫困的第一个台阶。非洲许多处于绝对贫困的老百姓没有这个选择，因为发达国家拒绝接受来自非洲的打工移民。现在的联合国还不是一个世界政府，还没有能力像中国政府承担西部开发责任一样来承担开发非洲的责任。

　　中国沿海较富裕的城市欢迎来自内陆及西部的打工移民，这是善待农民工的最重要、最有效、最基本的政策及措施。政府目前已经意识到，不能歧视农民工，必须保障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里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居住、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权利。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农民工的这些新获得的权利，如果落实，将为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迁移奠定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

　　除了保障农民到外地打工及移民的权利，还有那些重要的措施可以真正帮助农民工？我看至少有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必须加快金融业的改革与开放，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因为中国金融业的落后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与剩余资本的结合，失去了创造更多就业的机会。

　　第二，中国必须进一步提高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效率与生产力，来创造更多的就业与需求。一个典型的成功例子是中国的餐饮业。这是一个几乎完全被民营化的行业，政府对它的限制也很少，结果，中国的企业获得了不受限制的创新的空间。大江南北，各式各样适合不同消费者需要的餐饮服务在激烈的竞争中层出不穷，创造了需求、利润、就业，甚至文化。我认为中国的餐饮业已经是世界一流。

　　第三，中国必须为即将在城市落户的大量农民工提供最基本的免费或廉价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如

图书馆等文化卫生教育设施。因为规模效应，城市提供这些设施的成本比农村小很多，而这些公共设施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家庭，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产生巨大的影响，大大提高他们将来的生产力。可惜，许多城市往往追求最现代最豪华的公共设施，结果由于成本太高，往往将农民工及其子女拒之门外。

　　(作者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电子邮箱xiaogeng＠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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