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优先就是就业优先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8月31日 08:48 中国经济时报

　　■一家之言■汤安中

　　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再次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是因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争论的一个重要侧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完善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门坎。必须认真对待。

　　“效率与公平”问题的讨论，在早期大多倾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吃够了“平均分配”苦头，大家都成了“苦行僧”。所以，都赞同让一部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都认为应“效率优先”。而现今，由于在改革的过程中，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完善以及法制欠缺、正确价值观缺失，出现了种种非法占有社会资源财富或利用机会大发改革横财，有些人误将这种种不良现象都归咎于“效率优先”。于是对这一指导思想提出责难怀疑，认为效率不应优先，公平不能兼顾。有的甚至主张“公平优先”。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

　　充分就业就是最大限度公平的体现

　　效率优先就是社会生产的总效率要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中在它的物质生产条件相对固定的条件下，如何生产出更多财富，这就是社会生产总效率问题。它有多种实现途径，但就我国当前国情而论，最根本、最快捷的途径就是充分就业。改革开放２７年来，我国国民财富之所以翻了一番多，ＧＤＰ年均增长保持在８％以上，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使数亿失业、半失业人口及潜在农业失业人口获得了就业。改革初期，我们还是８亿农民圈在田里“搞饭吃”。后来由于我们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由于

城市建设遍地铺开，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从农村走出的近２亿劳动力在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农业产值并不减少而另又多创造了３万多亿社会财富。在同一时间中社会生产总效率提高了２倍多。所以效率优先，就是就业优先。我国目前农村仍有１．５亿“剩余劳力”，如果都能在城市、工矿找到就业岗位，岂不又可以多创造数万亿社会财富！换言之，社会生产总效率将更高。

　　充分就业就是最大限度公平的体现。我们所讲的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是指社会各家庭收入分配差距不大，贫富不悬殊。众所周知，每个家庭的收入来源虽是多渠道的，而就业则是各家庭收入的主渠道。在城市中，一个家庭若失去了这个主渠道的收入，必沦为贫困户，同其他家庭拉开了距离。在农村也一样，虽然农民现在还都有一份农业收入，除极少数市郊及县以外，绝大多数都是极低的，人均不足１５００元。而若有一份“打工”收入，则情况大变。正所谓“一人外出打工，全家脱贫，家家有人外出打工，全村红火”，城乡差距则明显会缩小，社会收入分配显示公平。可见，在相当长的转型期内，充分就业的确是实现最大限度公平分配的根本途径。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在谈论公平分配时，总是将目光盯在医疗、社保、救济、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上，而忽视“充分就业”呢？根本问题是我们还未摆脱传统理论束缚！传统理论认为，所谓失业，就是劳动者失去了劳动生产资料才产生了失业，在城市的沦为雇佣工人在农村则沦为雇农。政治经济学还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指出：“失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现象。”而解放后的中国，城镇工厂矿区生产资料均归“全体劳动者所共有”，劳动者是企业主人，主人怎会解雇主人自己呢？所以不存在“失业”一词，就业从来都是一贯“充分”的。直至１９９０年代末，我们仍只用“待岗”、“下岗”而不用“失业”。近年才在官方文件中出现“城镇登记失业劳动力”一词。而在农村，也因为“耕者有其田”，所以也不存在失业一词。但近年由于耕地的进一步减少，再加以机耕、机收的逐渐普遍化，农业劳动力更显剩余，一般估算为１．５亿之多。对于这么多劳动力我们则冠之以一个美好的名称，叫“富裕”劳动力或“剩余”劳动力，至今仍不叫“失业”。否则与正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直接相悖。这一理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今天，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种研究资源如何去实现优化配置的经济，它要使同样的投入，产出最大化。因此，这种理论关注每一种生产要素都要使它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是一种去意识形态的理论。而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当然要充分发挥。这就提出了劳动力的“充分就业”问题。所谓“充分就业”并非１００％劳动力都就业，它是指除去磨擦失业、自愿失业之外，凡是愿意就业的劳动力都能获得就业。使现存的同等多的劳动力生产出更丰富、更多的社会财富。

　　如何使效率优先真正成为就业优先

　　为了使效率优先真正成为就业优先，笔者认为必须切实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执政理念要真正地从“以物为本”转到“以人为本”上来。自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理念后，地方政府的各种文件及领导人的讲话也是紧紧相随。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并没有真正从执政理念上转过来。关心最多的仍是“物”，是ＧＤＰ、财政收入、招商引资、

高速公路、港口、城市广场、小城镇、钢铁、水泥、汽车、机床等等。而对普通百姓最关心的最切身的就业问题，重视不够。原因何在？因为几乎每一位地方官员总希望得到更多表扬与提升，那么总要有看得见的政绩。而就业率却不见，上述的物则是看得见的，也能在自己离任时留下可视为骄傲的“纪念物”。怎么办？一、要使地方执政者从“以物为本”真正转到“以人为本”的观念上来，就要彻底改变为官者的价值观，培育出一批批自觉执政为民的孔繁森、牛玉儒式的人民公仆。二、要使地方官员深刻理解“充分就业”的语境，这里的充分就业是人人满意的就业，对工资收入满意，对就业环境满意，是十分快乐的就业；充分就业还是一个动态概念，现在虽在岗就业，产业结构升级后仍能随之调整。如果我们的地方官员真能深谙市场经济“就业”的机理，他们在制定“物”的发展规划中就会注意对就业的影响了。三、要设置百姓对官员的考核指标。因为就业事关百姓切身利益。我们虽不实行直选地方官，但可采用“模拟选票”，即地方官任职两年后，由上一级政府派工作组对其就业政绩进行核查，请全体民众在就业问题上投票，以此作为考核地方干部的标准之一，迫使官员关注民众的就业状况。

　　（二）要发动、组织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民就业。城市中的失业人员再就业要容易得多，城市登记失业劳动力一般均低于５％，这个群体只占城市人口的一个小部分，以９５％的人帮助５％的人，是较容易的，何况城市本身就业机会多。而难的是农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到外地就业。尤其是贫困县农民，为了使他们能获得就业机会，先富起来的县就应该有责任帮助欠发达地区。这比通过国家财政的再分配帮助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更直接、更有效，可以减少一道道的扣留、挪用之弊。

　　（三）贫困县要设立打工返乡创业扶持专项基金。这里的创业包括办工厂、设商店、开发农林牧渔业。银行要有专项贷款，财政要建立一种投一配三机制，对经过考证的项目，税收上要给予比外资更为优惠的减免。这类返乡创业企业，不仅经济意义大，而且政治上意义更大。因为这类地区多系革命老区，由于长期的贫困折磨，当年风发的革命朝气已消逝殆尽，自卑、自弃绝望情绪蔓延，看不到一点光明。如果本地农民奋起，创立起一批蒸蒸日上的企业，定会给老区百姓带来莫大兴奋与鼓舞。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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