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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
一段时间以来，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的质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涵盖范围的局限和统计权重的偏差，使ＣＰＩ指数相对偏低；二是ＣＰＩ指数与房价关系。对此，国家统计局曾多次进行解释与说明，但市场不仅没有得以理解，反而随着问题的增多而越来越无法接受。
在国际上，ＣＰＩ被当作制定相关政策的法律依据（如调整工资、发放养老金等）及政府宏观决策的参考。比如在中国，人们就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判断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增长、低通膨”的大好时期。而政府由此对经济形势作出的判断不同，所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就不一样。
７月１８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ＣＰＩ同比上涨１．３％，但该指数与居民感受差别则较大。比如，央行的二季度调查显示，民众的真切感觉是物价上涨幅度很快，即居民对“物价过高”判断的占比升至２４．４％，较上季提高２．３个百分点，物价满意指数降至－１２．１％，比上季下降３个百分点，降幅较大。城镇居民对物价上涨反应强烈，可ＣＰＩ的走势为什么与民众的感受相背离呢？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解释，他们对ＣＰＩ的编制，是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无论ＣＰＩ的调查内容还是编制程序与方法上都科学的。比如编制ＣＰＩ所用信息与权重是依据全国１２万户城乡居民家庭调查资料中的消费支出构成确定的。因此，中国现行的ＣＰＩ统计反映了居民消费价格的实际变动情况，ＣＰＩ指数数据的科学性是不容置疑。
在这里，有几个问题必须厘清，既然央行调查的结果是由于个别感受性与总体平均状况差异造成，那么１２万户城乡居民家庭调查对１３亿人口来说是总体水平还是个别感受呢？如果１２万户城乡居民家庭调查可以看做是总体平均水平，那么央行的问卷调查无论其样本有多少，不也是可以得出同样总体平均水平的结果吗？还有，１２万户城乡居民家庭样本选择也会有时空上的差异，调查所得出的结果同样是概然的。如果把这种概然的结果当作一种全然的结论，其科学性同样令人质疑。
在本文看来，居民物价水平感受与ＣＰＩ的差异，最大的问题可能出在对ＣＰＩ指数与房价之关系的理解上。因为，房地产作为目前国内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不仅在ＧＤＰ、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过高（在一些特大城市，比如北京２００５年房地产占ＧＤＰ比重超过１／３以上，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１／２以上），而且带动了５０多个产业的发展。因此，房价的变化必然会对整个经济的价格水平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房价的理解不同，就可能得出不同的宏观经济的数据。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说法，无论是参照国际惯例，还是从实际情况考虑，商品房价格是不应该直接计入ＣＰＩ的。一是出于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ＣＰＩ的统计口径必须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消费分类保持一致。从统计核算角度看，对购房的人来说，更多的是将自己的流动资产转为固定资产，因而购买商品房通常属于投资范畴，而不属于消费行为。二是商品房购买与当期消费不同步，购买支出与当期实际住房消费不对等。
实际上，把商品住房作为投资还是作为消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不能在计算ＧＤＰ时，住房就是投资，而扩大内需时，住房又是消费了。如果说购买住房是投资，那么国家统计局不仅要把这层意思明确地告诉市场，告诉一般的住房购买者，而且也要明确地告诉政府，以便在出台各种文件及进行决策时，一律把住房的购买作为投资来理解，而不要在领导的讲话及各种文件中都把居民购买住房看做是消费。
再者，我们假定国家统计局完全应该遵循联合国制定的《１９９３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并根据这个体系把房地产开发投资形成的房地产，在支出法的ＧＤＰ核算中归入固定资本形成。那么，政府要遏制投资过快增长，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房地产投资，无论是房地产的开发还是居民购买住房都是如此。那么，目前政府对个人购买住房的种种优惠，应该完全取消，否则不是与政府的宏观政策对着干吗？那么，政府也不需要来调整房地产市场的产品结构，否则当投资者个人投资失利时，一定会把其责任归结到政府身上（国内股市就有前车之鉴）。以上就是根据“购买住房是投资”的逻辑推导出的荒谬结论。
对于国内的房地产市场来说，购买住房作为投资的当然有，而且在一些特大城市所占的比重也不会低，但对于全国绝大多数民众来说，购买住房当然是自住，尽管这种居住可以多年享用，但其行为依然是消费而不是投资。如果仅仅是为了与国际惯例接轨，一定要把消费当投资来统计，那么这种统计既不能反映现实的经济生活，更谈不上为政府、市场、民众的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
国家统计局一直强调国际惯例，但《１９９３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个标准的设定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如果是有条件的，条件是市场经济的还是计划经济的，或什么综合经济的？在引进《１９９３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时，中国有满足这种标准体系计算的条件吗？国外的房地产市场发展了几百年，它不仅有明确的住房私有产权，成熟的生产开发体系、交易体系及房价的评估体系，也有发达的房地产市场融资体系；不仅有连贯的历史数据与信息，也有住房投资与住房消费便利的与交易成本较低的转换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住房购买无论是算做投资还是算做消费都是能够是明确的（在１９９３年前不少国家的住房并没有算做投资而是算做消费）。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仅是从１９９８年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才开始，而且居民住房持有方式十分多元化，有人是从市场购买的商品房，有人中从单位分的福利房，也有产权界定不清的公房等。对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没有连续的住房市场历史数据与信息，也没有清楚界定的个人住房产权、没有发达的二手房市场及成熟的住房市场估价体系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国际惯例接轨，是不可能建立在实际国情基础上的。
再退一步说，假定官方的ＣＰＩ是与国际接轨的，那为什么目前占城市居民消费比重较大的教育消费、医疗保健消费、住房消费、通讯与交通等则无法反映在ＣＰＩ中呢？在发达国家，ＣＰＩ权数与类型都在不断地变化。比如，美国的ＣＰＩ就包括了能源、汽车贷款消费、休闲娱乐、宠物、运动器材、俱乐部会员卡、新汽车、私人交通等，而且这些也都是在随着经济生活变化而变化的。国内ＣＰＩ指数往往跟不上实际消费品价格与类型的变化，从而严重与现实的经济生活脱节。比如，近来增长最快的居住类消费，表面看国家统计局是听取了市场的意见，但实际上不仅计算基数有问题，而且其权重与国际接轨相差很远（中国的居住类权重为１３．２％，而美国则达到３８％，国际一般情况是３０％）。还有，居住价格变动能够通过虚拟租金获得吗？在以计划体制下福利房为主体的住房持有体系中，这种虚拟租金如何来计算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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