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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金观察]
南开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戴金平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央行加息反映出来的是貌似经济总量的问题，实际上是结构、体制和制度问题。经济发展越快，这种经济体制和制度问题就会越凸显，矛盾的恶性循环就会越来越严重。
戴金平预计，这一轮调控之后，立即凸显的就是不良贷款问题。新一轮的银行不良贷款高潮又将来临。戴金平认为，由于结构失调导致的经济过热，如果单纯进行货币政策调控，效果肯定很差。从目前的效果上看可以证明，近期动用存款准备金调整这一宏观调控手段，可见货币紧缩的意图相当明显。但存款准备金调整对银行的流动性没有多少影响。从银行的运营状况来看，信贷投放也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即使资金成本有小幅度的提高，也根本不足以抑制投资需求增长。就像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情况一样，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又遭遇极大挑战。
戴金平说，目前，一个有效的政策手段，应该是“一揽子政策组合”，即是货币政策和其它政策的组合。她认为，首先，需要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套。产业政策是除了货币政策外的一种结构性调整政策。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完全市场化，一直有计划经济在起作用，产业政策所起的作用就很重要。政府的导向会对整个的投资结构和投资冲动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需要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种密切结合。换句话讲，发改委或其它部委与央行的一种合作就显得特别重要。
当然，外资政策也是配合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过快是形成外汇储备过快的重要因素。我们对外资企业长期实行超国民待遇，给予外资过多的优惠，但现在有些外资企业进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因此，外资的优惠政策需要调整。中国加入WTO之后，应取消超国民待遇问题。近半年来，商务部开始逐渐减少优惠政策，使外资的过快进入得到了合理抑制。但还应该加大力度，实行统一国民待遇。这是缓解外汇储备压力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应该得到加强利用。同时，戴金平又指出，和宏观政策改革相对应，更应该加强行业改革。尤其是银行产业的市场化问题。中国的银行体制没有形成市场化的自由竞争体制，银行还是靠国家生存，不良贷款的出现还是国家在承担。无论政策如何调整，银行都会把风险完全转移给老百姓，转移给投资者，这都根源于目前国家的严重的保护银行的政策，因此我们要加快银行体制改革。
戴金平预计，这一轮调控之后，立即凸显的就是不良贷款问题。新一轮的银行不良贷款高潮又将来临。近几年，我国投资结构过度地加大银行信贷的间接投资比例，使银行的资产越来越大。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比例严重失调是导致目前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根源。在后五年里，要解决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则整个金融风险就无法释放，连带国家的宏观调控就无法做彻底。
（金陵／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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