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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产能过剩”治理的基点日前有关部门发布的200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已经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最为关键的问题。由此，未来一段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是调控投资过快增长。然而，关于当前再次凸现的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所反映出的本质性问题、根源及政策有效性等等，目前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进而必将导致宏观调控政策的实际组合及其最终效果出现较大差异。一、关于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所反映出的本质性问题的判断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在本轮经济周期中，充
当了我国经济在上升通道运行长达三年之久的主要动力。2006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再次以29．8％的高速度驱动了ＧＤＰ10．9％的高增长，使人们对未来经济运行产生了极大的忧虑，担心我国经济出现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及通货膨胀。应该承认，这种忧虑是符合经济学逻辑的，这是因为，一般而言，投资增长意味着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而需求扩大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和价格水平的上扬。但笔者认为，该观点并未触及到长达三年之久的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本质性问题，即产能过剩问题。2003年，我国经济出现了本轮经济周期的第一次局部过热。为降低局部经济过热，宏观调控部门采取了以“信贷”和“土地”双闸门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政策。到2004年第四季度，宏观调控取得了一定效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降为26．8％。然而，其后的固定资产投资依然处于25％以上的高位增长态势。2005年底，有关部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作出了“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最重要因素之一的结论。产能过剩治理问题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06年伊始，人们预期的经济下滑、通货紧缩、失业加重等问题并没有出现，相反，在高增长投资的带动下，经济继续保持活跃状态，物价稳定，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也日渐趋缓。于是，产能过剩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究竟如何看待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下的经济走势呢？我们首先来看2003年以来几个重要指标的变化状况：（1）ＧＤＰ增长。2003－2005年分别增长9．1％、9．5％、9．9％；2006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0．9％。（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03－2005年分别增长27．7％、26．6％、27．2％；2006年上半年同比增长29．8％。（3）价格水平。2003－2005年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分别增长1．2％、3．9％、1．8％；2006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3％。从上述三组数据可以看出，前两项指标的高位运行态势和价格水平的低位运行态势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背离。如果按照惯性发展，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可能会出现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带动下的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但价格水平继续保持在低水平运行态势。这种背离不仅和关于“我国经济可能会出现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忧虑相矛盾，而且违反经济学基本原理。那么，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人们担忧经济过热及通货膨胀发生的一个重大缺陷，是强调了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及价格水平之间联系的直接性，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传导机制，而且，在长期内，传导机制将决定宏观经济的基本走势。本轮经济周期起始于一些重化工业行业的投资过热，并首先在这些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2006年上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方向也主要集中在该类行业，因此，过快的投资增长必然会产生两种效应：第一，积极增长效应。表现在：（1）投资增长，特别是住宅投资的增长，直接催动了个别重化工业行业的市场需求规模扩大，从而使需求规模得以扩大，行业的产能过剩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2）投资的增长直接带动了ＧＤＰ的高增长，形成了经济繁荣状态。第二，消极效应。产能过剩的根本性缓解要依赖居民的最终消费能力，而投资的高速增长在短期内对居民的最终消费能力不会有太大的改善，甚至会削弱居民消费能力。而且，重化工业行业投资的高速增长，在整个生产链条上，主要表现为不同类中间产品生产能力的大大增加。尤其是在一定时期内，生产能力和居民最终消费能力均具有自我强化倾向。生产能力和居民最终消费能力的背离，使得产能过剩再次大规模爆发的风险大大增加。综合上述，可得出如下结论：当前，在高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过热及通货膨胀之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必然连接通道；2006年年初以来产能过剩的缓解只是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产生的一种假象，如果更为长远地看，防止产能过剩出现陡然严重恶化应成为宏观调控的根本所在。事实上，前述的价格水平和其他三项指标变化趋势背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出现产能过剩行业的价格水平仍呈下行趋势，抵消了总体价格水平的上扬。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两个基本根源本轮经济周期中，固定资产投资不仅已经保持了三年的高增长态势，而且在现阶段呈现出加速趋势。这一过程中，不仅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内的常规性宏观调控政策收效甚微，而且，具有强烈行政性的“信贷”和“土地”政策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趋势。研究这种宏观调控政策的低效性，首先要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内生根源进行深入考察。第一，重化工业的自身特征在客观上决定了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在较长时期内是一种难以抑制的必然现象。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发生了“质”的重大变化：2000年我国人均ＧＤＰ突破800美元，从而使我国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2003年我国人均ＧＤＰ突破1000美元。人均ＧＤＰ的两次质变，极大地带动了人们整个社会消费的升级，以住房和汽车为核心的消费时代来临了。在消费升级的带动下，我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化阶段。新一轮经济周期中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集中化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证明。在重化工业化时期，产业发展诸多特征的变化导致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特征差异。表现在：（1）重化工业的发展使得社会生产的迂回化程度提高，从起初的原材料生产环节到各个最终产品生产环节之间，插入了越来越多的中间产品。生产链条的变长，使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显得重要。（2）重化工业的建设周期长、资本规模大等特征，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持续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即固定资产投资一旦高速启动，就会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这种高速增长趋势。由上，固定资产投资重要性的增大及其持续性的内在要求，必然造成本轮经济周期中固定资产高速增长的难以抑制性。第二，地方政府的内在投资冲动在主观上为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提供了基本动力。从2003年局部经济过热开始，地方政府就在固定资产的高速增长中发挥着主导作用。2004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为14．5％，国有及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57．5％；2005年，该增长速度为17．5％，所占比重为53．3％。2006年上半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5％，其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46．5％。如果把各年固定资产投资按照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进行区分，那么，近几年地方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占全社会固定资产规模的比重均在80％以上，而中央项目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所占比重均在20％以下。地方政府之所以成为现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乃至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原因有：（1）现行的考核体系、财税体制等决定了地方政府必然利用预算软约束、信息不对称等，通过强烈的固定资产投资冲动，一方面实现地方ＧＤＰ的高速增长，为自己创造良好的政绩；另一方面，也为增加地方收入、创造地方就业机会、实现地方社会稳定等提供物质基础。（2）现阶段，相对于弱小的民营经济等厂商基础，地方政府具有持续调动大规模资本的手段和能力，而这恰恰是满足发展具有建设周期长、资本规模大等特征的重化工业所必需的，因此，从地方政府的视角看，由其在发展重化工业中充分发挥主导性作用具有强烈的现实可行性。（3）地方政府主导性的充分发挥，能够使所辖地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最快的速度占领有利的重化工业领域，从而为所辖地区经济繁荣奠定基础。三、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调控的两难困境在重化工业自身特征和地方政府内在投资冲动的作用下，造成现有宏观调控政策的低效性的直接原因是，地方政府具有强大的以非市场经济行为手段来应付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内在激励和能力，即使对于那些行政性强制调控措施，亦为如此。从而，当前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控必将陷入两难困境。困境一：如果不对地方政府现行考核体制进行改革，那么宏观调控政策可能将长期保持一种低效状态。宏观调控是在既定体制下的短期市场经济行为，宏观调控政策则是这种短期行为的外在表现。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尽管体制改革不属于宏观调控范畴，但它对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轮经济周期中，虽然人们认识到了地方政府成为搅动这场持续三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也逐步意识到了现存考核体制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影响，然而，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还是置于不改变地方政府现行考核体制的基本框架内，并且，地方政府作为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逐利主体，已经在人们的潜在意识中得到认可。实际上，对于上述状况所构成的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发挥的重大障碍，三年来一直占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半壁江山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已经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基于此，如果不改变现有考核体制，地方政府将继续维持其采用非市场经济手段来应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内在激励和能力，继续以重要逐利主体的面目出现在市场竞争中，未来时期有关固定资产增长过快的宏观调控政策将依然不会有效，我们将面临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乃至经济衰退的威胁。困境二：如果彻底改革地方政府现行考核体制，使其退出竞争性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回归其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角色，那么其他厂商主体在短期内很难填补空缺，可能造成经济增长的大幅滑坡。既然地方政府的行为往往阻碍宏观调控政策贯彻执行，那么，符合逻辑的改革思路就是改革其现行考核体制，使地方政府退出竞争性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然而，深入研究，则可发现，这一符合逻辑的改革思路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这是因为在短期内，地方政府退出后的领域，其他厂商主体无法迅速跟进来加以弥补，从而形成重化工业领域大面积固定资产投资真空地带，进而造成经济增长的大幅滑坡：（1）假设一，地方政府退出后的投资领域由具有规范现代企业制度特征的国有企业来跟进。由于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彻底性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滞后，从行为特征看，即使是那些具有规范现代企业制度特征的国有企业，也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主体，即它们接受宏观调控的行为和地方政府非常相似。这就意味着宏观调控政策可能同样出现低效状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同样无法得到根本性遏制。（2）假设二，地方政府退出后的投资领域由民营经济来跟进。一则，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总体而言，目前它还不具备跟进投资所需要的资本规模、管理水平、人才等方面的力量；二则，民营经济大规模跟进投资有“私有化”嫌疑，不易为人们所接受。（3）假设三，地方政府退出后的投资领域由具有规范现代企业制度特征的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共同跟进。该假设不仅具有前两个假设的缺陷，而且在投资跟进领域的划分上存在着难题。四、“产能过剩”治理的基点两难困境的存在，使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调控变得更为复杂。然而，它所带来的“产能过剩”的重大威胁，要求无论难度多大，都必须将其增长速度有效调控至一定区间之内。为此，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调控，进而“产能过剩”治理的基点，还是要归结到长期内微观厂商的重构，即改革考核体制，真正消除地方政府的逐利主体行为，回归其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角色定位；培育能够真正参与市场竞争并以市场化行为接受宏观调控的国有企业竞争主体和民营经济主体，使其承担起经济发展的重担。惟有如此，才能最终实现市场经济运行态势的良性回归，才能创造出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效应的氛围。[][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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