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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一些部委官员应该发现，不知从何时起，自己颁布的政策，不再说一就是一；自己所走的步子，不再那么安然自若。从文化部的“午夜2点后禁止娱乐场所营业”，卫生部的“不要妖魔化医务工作者”论调，到药监总局在苏丹红、博士伦、欣弗药等问题上的表现，到广电总局“五类广告禁播令、境外动画片限播令”，再到这次林业局“野生动物狩猎权”的拍卖……每一项政策的出台，常常要面临大众媒体、网络言论与大众舆论的非议与质疑。
从民主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好现象：光靠部委官员们关起门来研究出的政策，毕竟是靠不住的，罔顾民意与脱离实际的事情，难免发生。任何政策，只有经过充分博弈，才能期待实现和谐，而民间舆论的充分介入，不啻一种民主参与的实现。
比如这次备受关注的“野生动物狩猎权”拍卖会。林业局称，作为首次尝试，他们希望能低调运作，但一则拍卖公告竟然给此事带来了意料不及的公众关注，也揭开了已在国内“内部审批”了20年之久的国际狩猎面纱———当公众关注、热议扰乱了其最初算盘的时候，下一次“某某权”拍卖会，他们会提前主动与民众讨论，还是更倾向于更好的守护“低调”运作，以避免麻烦？
一百多年以前，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谈到美国推行民主政策的社会表现时描述说：“你一踏上美国的国土，就会觉得置身于一片喧闹之中。嘈杂的喊叫四起，无数的呼声同时传到你的耳鼓，每个呼声都表达某一社会要求。你举目四望，看到人们都在活动……公民们集会在一起，有的是专为宣布他们不赞成政府的施政……”
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民主政治实现的某种表象———民众的热议与喧嚣，常常并非我们想象中的洪水猛兽，而常常是民主时代的附生物。
中国人常常被一句老话束缚住了，这句话叫做“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但不议的庶民，显然只是被统治的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况且，“庶民不议”的“议”，多指非议，焉能等同于今天民主政治的“议政”？现代社会应当“天下有道，则庶民议之”。百姓多议，有议的途径，才说明社会正常运行，才能有利于最终科学决策的形成。
韦伯断言，现代国家的强盛，必然是以大众民主为政治基础。延展而来，大众民主的盛行，必然以大众对于政治的参与得到满足为基础。作为重要政府的部门，各部委不仅需要有倾听民众议政的胸襟，更需要有吸纳百姓意见的智慧。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企业改革和经济发展促成了社会的高度分化，旧有的以企事业单位为单元的管理模式逐步瓦解，而新的社会结构又未能建立，这个时候，百姓缺乏集团代言，多以分散的个体单位来关心国事。而现代政治的基本任务即在于创造一个政治过程，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意志。
有人担忧，大家都来议论政府的政策行为，社会的喧嚣只能撩拨起缺乏理智的情绪，这听起来的确有些“强词有理”。正如最近学者秦晖先生在关于“群己权界”的表态中所言称的：爱吃中餐还是爱吃西餐是一种文化，本无高下，但给予每个人选择的自由，就应该是一种可取的“制度”———这毕竟比没有选择自由的制度要好。我们并非说老百姓反对的声音一定是对的，而是说对于民众的质疑需要有正确的态度。———真理越辩越明，谁会相信大家充分博弈的后果，会集体做出比“议”之前更愚蠢的决定？
哈贝马斯指出：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形态都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即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但显然，维护政府的合法性权威，不能光靠“关门行政”，更不能光靠“强权行政”，一种制度、一项政策要赢得人们的承认，需要借助充分的社会论证，最大限度地获得民意的支持：没有比获得最大多数民意支持更具有合法性的政策了。
从过去的反常平静到今天的正常质疑，从传统的权力权威走向未来的法理权威，这是民主政治建设必然要经历的过程。经历过热议高潮考验的政府，才能更加理性，更趋科学，获得更多的权威与进步。（25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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