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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宇峰
生逢这个收费至上的年代，五花八门的收费项目已经让人有举步维艰的无奈。从跨行查询费，到出租车燃油费，再到卡拉OK版权费，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尽管这些收费都是以国际规范化的操作标准，抑或以服务质量的提高，或者知识产
权的名义行使着那些似乎天经地义的圈钱义务，但公众质疑之后这些强势集团的事后辩解总使人哭笑不得。人们自然怀疑这中间究竟藏有多少猫腻，为什么以前没有的收费项目现在都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涌现出来了呢？这是否已经成为一个病态的收费黑洞？
我们可以暂且不谈卡拉OK收费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他们总会有各自的掩饰作为借口。一旦在合法外衣的粉饰下，我们就很难找到充足的证据去证明这些隐藏的圈钱抢夺。因此，当前热炒的卡拉OK收费之争，注定就是毫无任何实质性意义的辩解，争执各方总是会有自己的正当理由。
对于卡拉OK收费事件，真正引起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关乎社会全局的可持续发展：难道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要以这些沉重的社会负担为代价吗？这些原先没有的社会负担是否必然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的新突破呢？在此之前，音像制品的知识产权是通过一次性购买完成，并不存在点播的累积计价问题。尽管大家都知道点播累积计价的蛋糕会有多大，但为什么当初就没有实施这个计划呢？道理很简单，对音像制品累积计价的监督成本太高了。举个例子，当你花费100元的监督成本，从各地卡拉OK歌厅收取的收益很有可能只有90元。显然，这时的收费政策对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来说是无益的，而且还恶化了社会大众的福利水平。尽管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提高，国家版权局、国家文化部等已经建立“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以提高对卡拉OK歌厅的监督能力，但全国的歌厅何止千万，我们是否能监督完全呢？即使监督完全了，我们还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是高于90元，还是低于90元呢？这是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需要深思熟虑的关键。如果高于90元，就意味着此时的收费只是一种徒劳的口号而已，反而增加了公众对社会的反感情绪。
现在盲目的政府政策导向以及无节制的收费圈钱运动，开始让我们担忧将失去更多。
（作者系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金陵／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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