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棍问题”挤压我国现行人口政策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8月23日 08:57 中国经济时报

　　中国大陆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调敲响警钟，数以千万计的男性未来找不到配偶是否将引发“人道主义灾难”？实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困境渐显，现行人口政策是否需要反思

　　■本报记者庞皎明

　　“我早就结婚了。”8月20日，当记者拨通阿群的电话时，得知他已在两个月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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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的单身生活。

　　阿群是海南人，家住海南省西部某县。从25岁开始，他便为了结婚问题而担忧。由于家境不好，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女子看不上他，而年纪比自己大的女性又不在阿群的考虑范围。

　　“从帮人看守挖沙场到当酒店保安，几乎什么活都干过了，就是为了能讨一个老婆。”阿群说，为了找老婆他一共花去了7年时间。

　　阿群所在村子，男青年的结婚问题一直是个难题。在达到法定婚龄还没有结婚，甚至是到了30岁后还没有娶到老婆的话，“光棍”的烙印就无形地刻在了他们脸上。

　　还没能结婚的“阿群们”，他们考虑得最多的是是否家境太穷，但他们忽略了一点：相对男性而言，女性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2006年8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报告称2004年出生的婴儿中，男女性别比已高达121．2∶100。由于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已经持续了20余年，1990年代出生的人口在达到婚龄时，将会有10％的男性被挤出婚姻市场不能成婚。

　　有专家警告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中国现行人口政策或可进行适当调整，以期化解未来可能面临的灾难。

　　“中国光棍”

　　近年来，中国的“光棍问题”一直引人注目。

　　2004年5月，美国杨伯翰大学的瓦莱丽·赫德森和英国肯特大学的安德烈亚·博尔合作出版了《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一书。

　　书中观点认为：1980年代中期，确定胎儿性别的技术在亚洲广为普及，越来越多的父母利用这项技术在胎儿出生之前就把女孩打掉。这导致亚洲国家年轻一代中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例如在中国，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4岁以下儿童男女性别比率超过120∶100；而这一年龄组的正常性别比率应为100∶105或者更低。他们认为，这将导致在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男人找不到妻子。

　　虽然，书中关于男女性别比与安全问题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受到多方质疑，但“光棍问题”还是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

　　其实，早在1990年，曾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根据他的计算，到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到4000万的男性无法找到配偶。许多“多余”出来的男孩子贫穷、没有根基、没有固定的性伙伴和家庭。

　　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升高到119．92，比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上升了8．5个百分点，严重偏离了正常值１０６１４个百分点，其中一胎性别比为１０７，二胎性别比为１５１．９，三胎性别比达１５９．４。在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江西、广东、海南、安徽、河南等５个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１３０以上，广西、湖北、湖南、陕西、福建、江苏等６个省份在１２０至１３０之间，甘肃、河北、四川、重庆、上海、北京、山东、浙江、天津、山西、辽宁、云南、吉林等１３个省份在１１０至１２０之间，呈现普遍升高的局面。而且与城镇相比农村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尤为严重。

　　据记者了解，如今，海南省农村普遍存在适婚男青年未婚现象，如保亭县、屯昌县、琼中县、五指山市等市县的偏僻农村更是出现了不少“光棍重灾区”；据广西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由于该区近年出生人口男女比例失调，２０年后，广西将有两成男子可能成为光棍；而根据“广东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危害以及综合治理对策”课题组的结论，２０１０年广东省至少缺少２０％的新娘。

　　“据预测，到２０２０年，山西……将有２０多万男青年无妻可娶。”山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谭克俭在今年７月１７日在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上发出警告。由于“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所导致的过量‘富余’的男性人口对未来婚姻市场将形成强力挤压给社会增加不安定因素。……‘富余’的男性人口对婚姻市场的挤压逐渐显现出来。据预测到２０１５年以后这一矛盾表现得更为突出２０１５年２０－３５岁年龄段内将有１３０万之多的男性人口处于单身状态。到２０３０年将达到１７３万。”今年５月２４日，湖北省官方发表的《“十五”时期湖北人口发展变化特点及未来展望》里如此表述。

　　不管是学者的调研结论还是官方的报告，中国各省诸多涉及人口问题的文件里，都在告诉人们一个事实：性别比严重失调，中国光棍群体庞大。

　　“这个严重的后果还不仅仅是对男孩的问题，它是对整个社会的一个重大影响”，７月１５日，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称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在接受ＣＣＴＶ《决策者说》栏目访谈时，如此评价目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在未来的２０年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治理方式，对整个社会将产生一个非常重大的负面影响。”

　　东南亚新娘

　　性别比失调的第一个直观负面影响是结婚问题。由于许多大龄男青年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各种新奇的“结婚”方式也不断出现。

　　据新华社２００６年６月５日报道，一名年仅１７岁的少女彭某一年内竟先后化名“嫁”人８次，骗取他人财物１２万多元，最终被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４年。这种结婚形式，当地人俗称“骗婚”。

　　据临川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介绍，近年来，农村骗婚案件不断增多，而受害人多为农村大龄男性，由于择偶心切，他们成了骗婚者的首选目标。

　　《方圆法治》杂志报道，从２００４年６月到２００５年８月，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的善岱、把什、陶思浩等乡镇的十几个村，接连发生婚姻诈骗案件，几十名来自四川、甘肃、宁夏、贵州、青海等地的“新媳妇”在婚后逃之夭夭，骗走当地男青年１７０多万现金。

　　“骗婚案件的根源是贫困。”这正印证了《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所阐述的——婚姻挤压最严重的将会是处于社会最底层和最边缘的群体，例如边远贫困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男性。

　　如果说“骗婚”是由女性占据主动的话，“买婚”是以男性为主动。新华社２００６年６月５日的报道显示，近几年，在辽宁西部的贫困山区，不少当地农民用１万元到３万元不等的所谓“彩礼”钱，从云南、贵州等地买来“新娘”，这种现象在当地俗称“买婚”。

　　除了“骗婚”、“买婚”以外，为了能讨到一个老婆，以童婚交换、拐卖妇女等另类的婚姻方式，在中国一些地区并不少见。

　　“如果社会上太多男性暂时或者永久地丧失组成家庭的机会，感情和性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转而寻求其他途径，这将为色情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必要条件，‘骗婚’或婚姻诈骗、偷情、嫖娼、共妻、乱伦，甚至强奸、情杀等性犯罪也会因此而增多。”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李若建教授如是说。

　　在组成家庭的强烈愿望下，有一部分中国男性——如专家所言可能属于被挤压出婚姻市场的男性——他们选择了跨国婚姻——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迎娶外国新娘。这些新娘主要来自东南亚，以越南、缅甸等国的妇女居多。

　　“我错了，但我不想被驱逐回越南。”范南楠说。２００６年４月的一天，已经在海南省定安县生活了１５个年头之后，范南楠因拿刀伤人将被遣送回国。十几年来，范南楠不但嫁夫生子，还学会了一口海南定安话。

　　据记者了解，像范南楠这样的“越南新娘”在海南省的定安县、保亭县、屯昌县等地区都有存在。所嫁丈夫多为中壮年男性，以贫困家庭或贫困地区居多。他们结合的方式，有大部分为非法的形式——即有“中间人”以８０００元到２００００元不等的价格，将越南女人“许配”给中国男人。

　　今年５月１２日的《环球时报》报道，在中越边境地带，妇女被从河内、海防的黑市卖到边境，从事卖淫，或不合法地为人妻。在日消费水平还不到一美元的越南农村，由于生活贫困，不少贫穷妇女会让非法红娘“牵线”，寻找那些想要迎娶“便宜”新娘的外来男人，然后让他们把自己带出国。

　　另据广东省广州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记处提供的数据，仅２００２年，在４０位合法的“洋媳妇”中，越南姑娘达到２７位。

　　一位叫“韦绍锋”的人２００３年曾到广西龙州、凭祥、宁明、东兴、防城五县（市、区）进行为期１０天的考察，记者从他的报告中获得如下数据：龙州县水口镇旧街居委会２４１户人，共有越南媳妇１０多人；凭祥市夏石镇白马村有２０多名越南媳妇；宁明县那堪乡垌中村是一个３０００人左右的村庄，村里有３０多个越南媳妇；防城港市防城区垌中镇垌中街居委会，登记在册的越南媳妇有７０余个，而整个垌中镇登记在册的达２４０多人。

　　除了越南新娘以外，中国的一些省份也发现了缅甸新娘。

　　２００６年４月，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河南省公安厅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期５个月的治理“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打工）外国人专项整治行动。在整治行动中，存留于该省的缅甸新娘现象也走入了公众的视野。

　　“２００５年以来，我们对‘三非’人员进行了全面清查、打击和遣返，收到一定成效。共查获１０３名缅甸女子，抓获犯罪嫌疑人１６人，已逮捕８人。”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公安局负责人如此向媒体披露。

　　据了解，当地男性之所以娶缅甸新娘，主要原因是因为男女比例失调，农村贫困的男青年娶不上本地新娘。

　　计划生育困境

　　“中国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的主要原因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养老保障体制很不健全。直接原因是Ｂ超技术的滥用。”面对一些人士对性别比失调是由于计划生育所致的疑问，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７日出版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升高与生育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但没有必然的联系。

　　然而，有观察人士指出，限制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政策更加刺激了人们要男孩的愿望。

　　以“计划生育”的实行为分水岭，中国的人口政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是鼓励人口生育，所谓“人多力量大”是当时风行的口号；而该政策制订之后，是限制生育，“人口减少＝人均ＧＤＰ增加”，进而证明生活质量提高是我国各级计生部门向民众进行单向度的宣传方式。

　　“在自由生育的状态下，一般不会产生性别比问题。”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理事穆光宗曾作过分析，自觉少生意愿与期望儿女双全的想法在Ｂ超容易获得的情形下也可能成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一个诱因，“如果个人的少生意愿低于政府规定的生育数量的范围，那么出生率性别偏高就不能由政策来负责。相反地，如果期望生育孩子的数量高于政策规定的数量，那么出生性别比问题应该说跟政策有一定关系。”穆说。

　　除了性别比严重失调以外，随着近年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日渐显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指出，中国将是世界上继日本之后的又一个人口老龄化速度极快的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用１００年走完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国只需要３０多年。

　　如今，一个独一无二的“未富先老”大国已经诞生。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由于老龄化，未来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并不容乐观——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优势之一。

　　８月３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在青岛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经济５０人田横岛论坛上表示，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享受了２０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面临剩余劳动力短缺的重大转折。

　　与专家、学者们将老龄化、未来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与现行以控制人口规模为主要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所不同，老龄化与计划生育有必然联系的观点也受到了官方人士的反驳。

　　“不能将人口老龄化片面归咎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今年２月份，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闫青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人口老龄化受生育率降低和寿命增加的共同作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造成人口老龄化趋势上升的主要原因还是人口寿命的增加”。

　　然而，有观点认为，中国在１９５０年代批判马寅初，结果是“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中国由此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而如今，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少生三亿”——却不得不面对与此政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性别比失调、老龄化问题严重、未来劳动力缺乏等问题。

　　现行人口政策之辩

　　在现行人口政策困境渐显的情况下，对其进行适当调整成为了一种呼声。

　　近年来，关于“二胎”的呼吁日渐强烈。自１９８０年代开始，“一胎化”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主流。

　　在去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李宏规曾经透露，我国还将继续稳定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但国家已经把批准生二胎的权力下放给各省市人大；符合什么条件，什么情况下可以生二胎，由各省人大自行规定。李的表态，被媒体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对“一胎化”政策的调整。

　　“我国的生育政策不是‘一胎’政策。在城市，男女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在农村，多数省规定，生了一个女孩的可以再生一个；云南、青海、宁夏、新疆、海南等省（区）规定农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西藏农牧民没有生育数量的限制。”张维庆今年的表态，为灵活的“二胎”政策添上了有力的注脚。据记者在海南多个市县调查，目前，该省农村地区生两个孩子的现象确实十分普遍；这除了有部分违反政策之外，很多农村地区第一胎为女孩的家庭也允许生育第二胎。

　　除了由单一的“一胎化”向灵活的“二胎”政策转变之外，关于人口政策的一项新举措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

　　２００４年３月，国家计生委发布公文称，将对年满６０周岁、１９７３年至２００１年间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规和政策的部分农民进行每月最低５０元的奖励扶助。目前，这项政策已经在多个省份展开。

　　这一制度，官方称之为“这是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转变的质的飞跃，是建立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大突破”，而不少观察人士亦认为，这也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微调，它采用了利益诱导的经济手段。

　　此外，在人口出生性别比的调控方面，也引起了最高国家领导人的注意。

　　２００４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解决人口出生性别比问题，并且作为未来十年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在２０１０年将出生性别比降到正常水平的目标。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官方开展了一项最有代表性的项目——“关爱女孩行动”，已经在全国开展试点。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１日，负责人口政策的国务委员华建敏在“全国关爱女孩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上再度强调，“以对人民、对国家、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把深入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作为一件大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抓紧抓实。”

　　不管是灵活的“二胎”政策，还是给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民以奖励及开展“关爱女孩行动”，这些仅是针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微调，而“控制人口规模”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因此而有大的变动。

　　今年８月１１日，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北京《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新书发布会上说，一味减少人口数量规模不一定是好事，中国应适当适时调整人口政策。

　　胡表示，到２０２０年，中国６０岁以上人口料将达到总人口的２０％，“未富先老”将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重大命题。２０３０年以后，中国人口条件将发生巨变，劳动力减少会使中国在国际经济发展竞争中处于劣势。

　　其实，早在２００５年，处在与中国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的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就曾有这样的思考，他在一篇文章如此写到：

　　“……这些误解之一是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有时认为，抑制人口增长是提高人均ＧＮＰ增长速度（或者预防它下降）的必要手段。然而，事实上，对于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人口政策——与一般情况下一样重要——可能对人均经济增长速度产生较少变化。”

　　从１９７８年至今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８．４倍而人口只增长了３５％实现人均ＧＤＰ增加了６倍。各级计生部门的官员不只一次为此喝彩：这些数字充分显示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就。

　　有评论指出，近２０年来中国人均ＧＤＰ的提高，与计划生育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但由于注意到ＧＤＰ发展观的缺陷，联合国从１９９０年开始采纳阿玛蒂亚·森“以人为本”的观点，以人类发展指数（ＨＤＩ，其计算主要参考３个指标：预期寿命、教育方面的指标及人均ＧＤＰ值，最后通过加权平均计算出ＨＤＩ）这一综合指标来反映人类的生活质量。

　　在今年年初，国情问题专家胡鞍钢在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的采访时称，在人类发展指数（ＨＤＩ）水平极低的情况下，人多必然是坏事——既是发展的包袱，也是社会的负担，而当ＨＤＩ达到高水平，人多必然是好事——既是发展的来源，也是发展的财富。从中国长远发展趋势看，当ＨＤＩ逐渐进入高水平，人多就可以从坏事向好事转化、从人口包袱向人力资源财富转化。

　　对此，从生育政策看，胡认为有关专家提出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政策调整设想是适宜的，其方案亦切实可行。在今年８月１１日发布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也认为，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是中国实行“二孩晚育软着陆”平稳过渡的最好时机。

　　然而，在今年年初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针对“放开二胎”的传闻，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强调，“

十一五”时期，我国将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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