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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听说不少人前往韩国参观其“新村运动”。但韩国的“新村运动”到底有什么可学之处呢？韩国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足100美元的贫穷落后国家起步，40多年时间发展成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6万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必有值得学习的经验，其中包括开展“新村运动”的经验。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新村运动”不仅改变了韩国农村的面貌，更改变了韩国人的精神面貌。如果没有“新村运动”，韩国断不会有如今相当发展的农村，韩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的部分社会矛盾断不会消解。“新村运动”在韩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
位值得肯定。
时过境迁难觅踪迹
然而，“新村运动”作为一个涉及农村变革的运动已经过去，它随着城市化的步伐更多地进入了城市。如果你想到韩国来看想像中的“新农村”，如同中国有些发达地区新农村那样别墅林立、百业兴旺，那是不可能看到的。城市化已经将韩国总人口中93％的人带进了城市，而仅有7％人口的农村成了一块“软肋”。不是说其农村如何凋零，而是实现了城市化的农村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百业兴旺的农村。高速公路纵横交错的韩国农村，恰恰背不起城市化形成的沉重负担。青壮年都进了城，老弱病残留在农村，经营着他们的小农经济。在韩国没有大农业，全国4800万人口所需要的粮食60％依赖进口。韩国农民依然是收入相对较低的阶层，他们整天为外来廉价农产品进入其市场发愁。韩国政府迫于农民的压力不得不维持农产品的昂贵价格，并且用纳税人的钱去扶持农村。
客观地讲，目前的韩国农村发展水平高于中国的大部分农村，但赶不上中国部分发达地区的农村。最关键的是，中国与韩国国情完全不同，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是不能照搬的。韩国人粮食不够吃可以大量进口，有13亿人口的中国只能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韩国可以用大量财政补贴和维持高物价的办法保证农民的收入，发展中的中国农村只能像当年韩国“新村运动”那样主要依靠自我发展。更重要的是，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新村运动”已经时过境迁，现在的韩国农村已经难觅其本来的踪迹。犹如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繁荣，人们现在要到英国去考察工业革命的成果也许只是徒劳。
笔者不久前见到了韩国“新村运动”时期的农民英雄河四容，他对韩国“新村运动”的体会发人深省。现年76岁的河四容上世纪70年代从种白菜起家，艰苦奋斗建设家乡新农村，被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树为“新村运动”的典型。我们到河四容家时，发现他仍然住着“新村运动”时期盖的砖瓦房，房门前一排排的塑料大棚表明他仍然是个种菜能手。河四容几十年积极推广“新村运动”，对目前韩国农村的“新村运动”偃旗息鼓深表遗憾。以节约为荣的河四容对年轻人不安分农业不屑一顾。他认为，年轻人进城和他们对从事农业的精神懈怠毁了“新村运动”。从未到过中国的河四容，与从未到过韩国的中国农民一样，对对方国家的农村和农业存在着误区。河四容在言谈话语中，误认为中国的农村依然十分落后，农民仍然食不果腹。与此相对照，早先认为韩国农村一片欣欣向荣的中国干部，到韩国农村来看不到引人注目的特色，表示“啥也没学着”就不足为怪了。
精神魅力潜移默化
其实，韩国的“新村运动”早已不是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而是成为一种倡导“勤勉、自助、协同”的精神运动。随着人口向城市转移，“新村运动”在农村已经淡化，而在城市则转变成美化环境、助人为乐和彼此互爱的志愿者运动。如果普通的外国人想在韩国刻意寻找“新村运动”，那是很难找见的。只有常年身处在韩国的人，才能切身体会到当年“新村运动”留下的精神魅力。
韩国“新村运动”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一种对社会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社会变革。如果一般人只走马观花看“新村运动”的表面，着实很难学到真正的东西。即使他们能看出一些现象，也很难与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
还是那句老话，路要自己走，饭要自己吃。国情不同，处理问题的办法就不同。韩国的“新村运动”对中国建设新农村可以有所借鉴，但两者所处不同时代背景和不同国情是不能划等号的。但愿韩国的“新村运动”不要成为中国公款出国旅游的借口。 张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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