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与圣约翰

　　本报记者 侯莹 北京报道

　　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正处耄耋之年，有的身染沉疴、有的闭门治学、有的仍然活跃。与他们的接触是一项既艰难又轻松的事情，艰难的是他们大多低调、不愿面对媒体自我宣传；轻松的是他们的身上散发着一种平和与淡定的力量，那种力量让你仿佛走进了人生的学堂。

　　他们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那是中国成立最早的教会大学之一。曾有“东方的哈佛”之称，一所教会大学在中国的使命总是有着种种令人怀疑的动机，但不可否认的是，圣约翰大学造就了一大批无愧于祖国的儿女。

　　半个多世纪已然悄悄逝去，时间的流逝抹去的是历史的尘埃，沉淀下来的该是什么？是严谨的治学精神、孜孜以求的工作态度，还是对“光与真理”(圣约翰大学的校训)毕生的追求？

　　在记者寻访的几位圣约翰学子中，年龄最大的101岁，最小的77岁。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那段求学经历给他们的人生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也有的人生因圣约翰而根本转变。

　　101岁的周有光

　　1923年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经济。解放后从事经济学教育工作。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拜连襟沈从文所赐得外号“周百科”，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

　　记者见到周有光老人时，他正在用一部中英文文字处理机写文章。尽管已经101岁高龄，周老仍坚持每天读书、笔耕不辍，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谈起圣约翰大学，周老说：“我先给你讲个笑话吧。以前我和别人说，我是1923年进圣约翰大学的，结果他给改成了1932年，他准是觉得不可能那么早。我今年101岁，和我同时代的同学、同事们都去世了。是上帝糊涂了，把我忘掉了。”

　　1923年，生于江南名门的周有光考上圣约翰大学读经济，但是2年之后，平静的大学生活因“五卅惨案”而改变。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领导罢工的中国工人顾正红，引起了上海各界的反帝游行。圣约翰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却在走出校门时受到阻挠，同学们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校方宣布停学、禁止集会、学生即日回家等强制措施。6月3日，包括周有光在内的553名学生卷起铺盖离校，这就是上海学生运动史上的“六三事件”。大家去了当时的南洋公学。那里的学生让出宿舍，床铺不够大家就睡在地板上。后来上海工商界、教育界人士表示，我们中国人应当办一所自己的大学。在社会各界的捐助下，光华大学成立，里面的很多教师都是从圣约翰大学出来的。后来光华大学还从北京请了不少名教授来上课，其中就包括后来因往返京沪之间飞机失事而遇难的徐志摩。

　　尽管只在圣约翰度过了自己的前两年大学时光，圣约翰的教育却给周老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除了中国文学等课，其他课程全都用英文讲授。大家在校园里讲英语、用英语写告示、连门房也操着一口英文说话。有人称此为“洋奴教育”，但周老觉得这是偏见，语言不存在阶级性，也不能用“帝国主义”几个字抹杀一切。

　　对于圣约翰教育的成功之处，周老总结为三点：一是圣约翰大学虽然是美国人办的，但它的教育却相对开放、客观，没有过多偏袒；二是不断从美国教育制度中吸取好的东西，比如学分制；三是特别注重基础教育，奉行“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而应该培养完美的人格”的原则。

　　82岁的成幼殊

　　1942年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英国文学。1948年赴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到广州参与创办《南方日报》，时任记者。1953年进入外交部，先后在驻印度使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驻丹麦使馆工作。79岁出版诗集《幸存的一粟》，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成幼殊是著名报人成舍我的女儿。在18岁进入圣约翰大学之前，成幼殊戏称自己是“失学青年”，因为她16岁从香港到上海之后，就没有再上中学，而是由母亲请了家庭教师，在家学习英语和数学。考大学时值抗战期间，上海处于日军占领之下，不少国立大学搬走了。位于租界“孤岛”中、由美国人办的圣约翰大学就成了成幼殊当时不多的选择之一。

　　1942年秋入学后不久，四年级学生刘先周找到成幼殊，说要成立“文汇团契”(教会学校里的学生组织都称为“团契”，很多并无宗教意义)，邀她参加。“文汇团契”最初的主张是笼统而中性的，就是切磋学问、交朋友，成幼殊很高兴地参加了。后来在“文汇”学友中悄悄流传着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及其他进步书刊，这让正在探索前途的成幼殊深受震撼。在现实的世界中，亡国奴的耻辱激发着人们的爱国主义情绪。“文汇团契”后来发展到40来人，出版手抄传阅本《溪流》，有同学先后离校去了新四军根据地。成幼殊也曾中断学业，到安徽去找新四军，后又回到上海做地下交通和学生运动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她在圣约翰大学校友阮冠三的介绍下入党。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却陷入了内战的危机。作为地下学联的一员，成幼殊积极投入工作，当年歌声响彻上海街头的《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姐妹进行曲》都是她以“金沙”为笔名作词的。1946年，成幼殊接到了圣约翰大学校方的一个小纸条，通知：“下学期请不必来校”，没有说明任何理由。现在想来，那也许是校方迫于当局压力的一种自我保护。

　　4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戛然而止。然而在圣约翰的4年，成幼殊却从一个渴望交友的单纯少年成长为一名战士。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圣约翰大学对于她的人生具有重要影响，那影响更多的来自于同学，而不是老师，不过学校里学术自由而开放的空气让她受益匪浅。校方对于“文汇团契”这些学生组织并不强加约束监督，有的老师还对进步学生表达了同情和理解。相对宽松的环境之下，圣约翰大学成为日本投降后上海学生运动的领头羊之一。

　　81岁的黄金祺

　　1943年进入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51年到上海外事处工作。1956年调入外交部，曾担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语、法语口译。1979年到外交学院任教，著有《黄金祺外交学专著》系列。

　　黄金祺是个与圣约翰大学有缘分的人。他家里的四个兄弟都是圣约翰的学生，而四个姐妹的丈夫中也有三个毕业于圣约翰。圣约翰大学有个学生乐团，当年在学校的时候，黄金祺和弟弟以及后来的一个妹夫，都是团里的小提琴手。

　　11岁时，黄金祺立下了长大后当医生的志愿。1943年，他从浦东中学考取了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预科。尽管当时浦东中学名气不小，但报名的同学只有一半入选。2年紧张的预科学习之后，还要进行医学院正院的入学考试，淘汰率是75%，黄金祺再次顺利通过，并于1947年取得理学士学位。当时中国的局势正处于动荡之中。抗战胜利后，黄金祺满心以为打走了日本人就可以过上和平生活，谁知美国人又来了，在上海横冲直撞。该不该打内战？战争的责任到底在谁？黄金祺陷入了苦苦的思索。圣约翰大学是抗战后除了上海交大之外的另一个学生运动中心，开放的学术气氛和热烈的革命氛围中，黄金祺把少年时医学救国的人生目标转变成了革命救国。本该毕业从医的黄金祺以学生身份留校做地下党工作，并在1950年拿到了另一个文学士学位。

　　黄金祺说，在圣约翰大学自己实现了人生的两个飞跃：一个是当年在医学院淘汰率极高的学习中咬牙奋斗、坚持理想，这种执著伴随了自己的后半生；另一个是觉悟到了革命救国的真理，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转折。

　　77岁的陈成达

　　1949年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建筑工程。1952年入选中国国家足球队，1957年起任国家队教练。1964年调入国家体委足球处工作。1986年当选亚洲足球联合会副主席、国际足联技术委员会委员。1994年获得“国际足联突出贡献奖”。

　　与很多圣约翰学友不同，陈成达的圣约翰经历是从中学开始的，从1943年到1949年，他在那里度过了6年中学时光。而与更多学友不同的是，他在圣约翰校园里培养出的对于体育的爱好竟然成了一生的事业。

　　圣约翰开展体育运动相当有名。林语堂当年在回忆中写道：“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早在1890年，圣约翰就举行了第一次运动会，开创了中国学校运动会的先河。1901年，学校组建足球队，人称“约翰辫子军”，有人说那是中国第一支足球队。以后圣约翰又有了“飞梭”羽毛球队、“接不稳”垒球队等。1919年落成的顾斐德体育馆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大学体育馆，圣约翰还是当时中国惟一拥有

高尔夫球场的大学。

　　在浓厚的体育气氛熏陶下，陈成达的课余时间大多在运动场上度过。从中学到大学，他一直担任校足球队队长、校垒球队队员，同时练习游泳、田径，拿过多个中长跑冠军。1951年，经过层层选拔，陈成达从上海学生联队、上海代表队、华东代表队到了中国国家足球队，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国手之一。当时圣约翰还有3名学生也被选拔为国手，包括人称“排球钱”的钱家祥，他后来创建了中国

女排的漳州和郴州训练基地。1952年，陈成达作为新中国首个奥运代表团的一员赴赫尔辛基奥运会，因为某些势力的阻挠，中国代表团“迟到”了，错过了奥运足球赛，中国队踢了几场友谊赛回国了。陈成达一心想回到圣约翰大学完成自己的建筑工程学业，继承父亲的事业做一名工程师，然而没想到的是，国家命令他从此搞足球。经过3个月的思想斗争，陈成达只能放弃最初的理想，走上了一条从未在自己的人生规划中的道路。如今的陈成达已是中

国足坛一代名宿，谈起未竟的工程师理想依然抱憾。当年那个在圣约翰球场上飞奔的懵懂少年又怎能预知后来的人生，一切都是那么出人意料。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