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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耕身
湖南娄底双峰县的左云和熊爱国遗弃了同一个人：左喜军。她是左云的妹妹，熊爱国的妻子。据8月16日《潇湘晨报》报道，5个月前的一场车祸，造成左喜军颅脑严重损伤。目前，她在湖南省脑科医院的治疗阶段已终结，医院多次建议家属将其接回疗养，但遭到拒绝。在8月14日早上，左云和熊爱国将左喜军偷偷带出医院，送到交警大队，随后两人便离开
了。身体不能动弹的左喜军被重新送回医院。此后，左云和熊爱国再没出现。
“我们实在没办法。”左云说，左喜军有两个儿女，因为母亲出了车祸，已辍学在家。而左喜军出事5个月来，已花费11万元。“我们四姐妹为她凑了几万，又借了几万，现在还欠医院两万多。”左喜军已把“全家人拖入死胡同”。这是家人“抛弃”左喜军的直接原因。
我们可能说，这是又一个因病返贫或医药费拆散一个家庭的新鲜案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像左喜军那样，在一次死而复生之后去体味一种失落与无奈，更需要像将她“遗弃”的她的姐姐以及丈夫那样，在一次骨肉相弃之后去体味一种锥心泣血之痛，以及不可避免的“良心拷问”。除此之外，我们难道能指责亲人的无情吗？本着人性以及亲情的名义，谁会相信有人愿意抛下自己的妹妹或妻子而不顾？换言之，如果不是遭遇最极端的生存压力，谁会做出同样极端的事情？
这样的一个案例，绝不能成为人性泯灭、亲情凋敝的一个佐证。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天然地相信，中国的老百姓，或者说是置身于困苦中的人对于困苦的承受力，而只是因为我们确信，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必须让我们独自面对，让我们独自扛起。固然，我们可以向人性索要承担，向亲情索要责任，但是，一个脆弱的家庭能够承担多大的苦难？因此，也必须向制度索要分担，向社会索要关怀。
是的，即便是被亲人遗弃的，也必须有人将其收受。在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遗弃谁，但是国家不能够，政府也不能够抛弃任何一个，因为这是政府或国家的责任之所在。我并不以恶意或者某种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去揣测，这其实正是左云以及熊爱国骨肉相弃真正的动机，但如果他们坚定地相信，这个社会永远不会置一个公民的生命于不顾，所表达的不正是对于政府以及国家责任的一种笃信与期待吗？
但是现在看来，政府及国家在责任承担的机制方面可能还并不十分灵敏。左喜军受伤于车祸，肇事车已逃逸。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明确规定：“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可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基金至今都没有建立起来，交警在处理这类事故时也经常遇到很大的困难和阻力。左云与熊爱国选择遗弃左喜军的地点，正是交警大队。
同时，众所周知，包括湖南省在内的很多地方已经在农村推行了大病医疗救助机制。《湖南省民政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显示，在“十五”期间已累计直接救助11．34万人，惠及困难群众100多万人。但至少在左喜军身上，这样一种机制未能及时得到体现。这里面固然有着交通事故纠纷未定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在交通救助基金乏力之下，作为社会保障的医疗救助机制应该体现出它的以人为本来。
人性之外还有政府，亲情之外还有国家。我们祈愿，不论是左云、熊爱国，还是依旧躺在病床上的左喜军，他们“并非独自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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