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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由于不甘心新买的三轮车被城管没收，在京城卖烤肠的河北人崔英杰，将切烤肠的刀扎向了北京城管李志强锁骨与咽喉之间——一个城管的死引起了一场社会对城管与商贩关系的深刻反思。有媒体适时翻出近几届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关于城管立法的议案，呼吁制定专门法规保护和规范城管执法。海淀区人大代表、航空工程师苏云泉告诉记者，他已经连续
8年建议“给城管刑事执法权”以保证执法的力度和队员的人身安全。（8月16日《新京报》、《华夏时报》）
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建议的内在逻辑：李志强所以会在执法中被刺身亡，是因为法律保护的不足，是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不足以威慑商贩，所以必须增加权力以使他们更安全。说实话，虽然对城管李志强的死充满遗憾与同情，也对杀人者的犯罪行径表示强烈愤慨和谴责；但我觉得，这恐怕只是一起偶然事件，平常在市井坊间更常见的场景是弱势的商贩们被城管赶得东逃西躲，当然也不乏城管打死打伤商贩的事件。利用一个城管被杀的悲情把整个城管群体置于弱势地位，并想通过增加权力使城管安全，这一方面会刺激真正的弱势者，一方面会对城管造成更大的伤害。
为什么说增加权力反而会给城管带来更大的伤害呢？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城管权力过大给李志强们带来了厄运。审视既有的城管权力构成会发现，“维护城市秩序”的无限外延赋予了这种权力没有边界的执法范围，加上罚款、没收等缺乏规范，许多地方的城管可以说是想罚就罚、想打就打、想赶就赶。过大的权力必然会养成一个群体的习惯性霸道，习惯地对小商小贩进行驱赶和没收，而这种霸道必然造成被管理者强烈的逆反心理和仇视情绪，这种情绪在长期积郁中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确实，李志强没有恶对商贩，但他不幸地遇上了一次偶然的仇视城管的情绪爆发，遇上了一个对“没收”的容忍度到了临界点的小贩，无奈的李志强实际上是为城管群体过大的权力挨了一刀。
因权力过大而受到伤害，反通过增加权力的方式保护，这只会把城管置于更可能受到伤害的境地。首先，城管手中掌握更大的权力并不会对商贩形成多大威慑，当一个商贩全家赖以生存的生计、惟一可依靠的饭碗被没收或打碎时，再大的权力也难以阻挡这种绝望所产生的对抗冲动；然后，增加权力后的城管可能在日常执法中会更加傲慢和霸道，这会刺激被管理者更强烈的仇恨情绪，埋下更多的爆发点；还有，权力与义务是对应的，当城管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后，必然要对整齐划一的市容承担更多的义务，这种考核压力会迫使城管为了自己的饭碗更苛刻地对待商贩，从而与商贩产生更多、更强烈的冲突。
实际上，消弭城管与商贩的冲突、保护城管不受伤害，非但不应增加其权力，恰恰应该削减其权力，并在削减中强化其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获得正当性的权力才会成为最安全的权力。当下对城管执法最大的威胁，正在于其自身权力的非正当性：不允许摆摊，那些下岗和无业人员如何生存？不允许流动叫卖，谁来保障他们基本的生活？没收了小商小贩的无摊城市，就是宜居与和谐的城市吗？当然了，要使城管权力获得正当，必然要对畸形的城市发展观进行矫正，非正当的城管权力只是这种畸形城市观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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