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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川
浙江杭州市政府日前出台的《关于加强我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意见》规定，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涉及的规划编制、体制改革、经费落实、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目标纳入县（市、区）各级领导责任制加以考核；对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造成历史文化遗产损毁的，要追究各级领导的责任。（8月14日《人民日报》）
著名作家冯骥才说，民间文化需要拨打“120”，要像医生一样抢救中国民间文化。文化遗产何尝不是如此？“八达岭长城上几乎没有一块砖上没有字！”这是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的痛心之叹；千年平遥城墙坍塌半年之久，竟然无人修缮，这是日前媒体令人心寒的报道；把整个城市交给了开发商，偌大的城市成了尘土飞扬的工地，这种“建设性破坏”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一幕；文化遗产在呻吟，民族出现失忆，这是专家的悲叹……面对种种怪象，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干部考核，值得期待。
今年5月25日，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按照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各地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纳入到财政的预算，纳入到政府工作的重要的议事日程，也纳入到对各级政府政绩的考核等等。日前，苏州出台新的政绩评价体系，文物保护被纳入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如今，同为文化名城的杭州也加入这一行列中，这些举动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单是简单的文化命题，也是关系到官员前途的政治问题。把官员的乌纱帽和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联系起来，势必督促官员增强保护文化遗产的责任意识。
正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保存城市的记忆，保护历史的延续性，保留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诚然，文化遗产是民族历史的见证，是传统文化的胎记，是人类文明的载体，践踏文化遗产就是割断历史，就是摧残城市之魂魄。
遗憾的是，不少地方官员刻意回避了这一点。据报道，有城市建设专家曾总结出我国城市发展出现的四大“怪现象”：千城一面、规划混乱、好大喜功、伪造古董。细究这四大乱状的深层原因，可以说，正是一些地方官员的权力之手在背后操纵。谁造成了“千城一面”？因为某些官员醉心于攀比，急于打造看得见的形象工程。谁造成了“规划混乱”？有人感叹：“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抵不过领导一句话。”规划混乱不正是因为某些官员乱拍脑袋吗？至于“好大喜功”，则无需赘言。最让人忧心的是“伪造古董”，观照许多城市，一方面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冠冕堂皇的“城市改造”的借口下，惨遭荼毒。另一方面假冒伪劣的“文化遗产”被克隆出来，非驴非马，不伦不类，既靡费了珍贵的财力，又羞辱了真正的文化遗产。
某些地方官员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这么做，无非是为了追求政绩和腐败私利。在畸形政绩观的刺激下，这些官员潜意识里认为，文化遗产带不来政绩，和开发商联姻，把文化遗产夷为平地，盖上高楼建大厦，才更能带来滚滚财产和显赫政绩。
因此，把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干部考核，既有针对性又有迫切性。只有将文物保护经费纳入当地政府财政预算，文物保护所需经费才不会紧缺；只有对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造成历史文化遗产损毁的现象，追究各级领导的责任，相关官员才会投鼠忌器，不轻易拿前途开玩笑；只有把保护文化遗产上升到政治问题，上升到和发展经济同等重要的地位，官员才不会动辄以发展经济为名行破坏文物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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