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贫贷款是我国重要的扶贫资金来源，在许多贫困地区其数额与财政性扶贫资金相当。但记者在贫困大省陕西、贵州两省采访时了解到，近年来由于扶贫贷款回收率较低、农业银行基层网点收缩等多种因素，扶贫贷款萎缩，严重影响了当地脱贫产业的发展。
“羊圈都修好了，就是没有贷款买种羊”
记者来到陕西省神木县的扶贫工作重点村马镇镇杨家山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里家家户户几乎都修了羊圈，买了铡草机，可是绝大部分的羊圈都是空的。村支书杨九伟说：“2003年政府投资近65万元，用于修路、建设饮水工程和培训种粮种草技术等。基础设施改善了，我们村又有养羊的传统，可建了羊圈就是没有钱买种羊。乡亲们贷不到钱，一些人不得不借高利贷。”
马镇镇焦家洼村村支书白善堂说：“现在正是给田地上化肥的时候，但我们村2/3的农户都买不起化肥，也贷不到款，只好赊账，28元一袋的化肥赊账要33元。”
贵州省松桃县扶贫办副主任杨再桥说，“八七”扶贫攻坚期间，松桃县发放贷款1.8亿元，到现在还有一亿多元没收回，去年农行仅发放30多万元扶贫贷款，许多想发展产业的农民只能“望贷兴叹”。
扶贫贷款规模不断萎缩
陕西省有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27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大。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提供的数据显示：2002年，全省当年投入的扶贫贷款高达13.36亿元，但是此后一路下滑，去年扶贫贷款投放仅为4.14亿元，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贵州省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1/10。据贵州省农行介绍，2000年贵州省当年发放扶贫贷款数额为23亿元，到2005年只剩下8.36亿元。
陕西省榆林市地处陕北，有12个县区，其中10个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两个是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人口占全市农业人口的24%。陕西省农业银行榆林分行行长高卫东说：“从2002年开始，榆林分行每年净投放的扶贫贷款数量急剧下降，扶贫贷款业务占所有贷款业务的比例也越来越小。”
据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陕西省府谷县扶贫办介绍，府谷县贫困人口高达5.7万人，都是靠天吃饭，自然条件差，加上因病、因灾、因学致贫者很多，因此扶贫贷款到期难以归还，使得农行发放扶贫贷款的积极性不高。县扶贫办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2003年，该县发放扶贫贴息贷款3783万元，但到了2005年仅有240万元。
“扶贫的政策性”与“贷款的商业化”矛盾重重
扶贫贷款萎缩的重要原因是其呆账、死账多，贷款回收率低，运行成本高，资产质量差。在业绩考核与资产效益的双重压力下，农业银行不愿多发放扶贫贷款。陕西省扶贫办扶贫贷款管理处处长张秋侠介绍说，扶贫办经过调查后形成的农民需求贷款的名单，农业银行往往不认账，最多采纳30%。
陕西省农业银行榆林分行行长高卫东说，农业银行的商业化导向和扶贫贷款这项业务的政策性存在矛盾，商业化要求精简人员、收缩机构、效益至上，而扶贫贷款面向的是处于弱势的农业和农民，这项政策性业务从成本上核算是亏损的。他举例说，1999年，榆林分行有一支近200人的队伍专门从事扶贫贷款的工作，仍然显得力不从心。近年来，农业银行网点大幅收缩，全榆林市的12个县中，县以下（不含县）的网点只有两个。扶贫贷款作为一项政治性比较强的任务，农业银行必须承担，但是从商业角度看，这项业务费人、费时、费力，不划算。
高卫东说，人民银行和银监局规定，2000年以后新发放贷款的不良贷款率超过3%，2004年以后发放贷款的不良贷款率超过1%，要追究行长责任。该市扶贫贷款的回收率在40%左右，严重影响了银行的资产质量，所以萎缩是必然的。
专家建议：可将财政性扶贫资金用于贴息
就扶贫贷款的萎缩问题，陕西、贵州两省农行、扶贫部门以及基层干部提出了大量的建议与对策，归纳其主要观点如下：
对策一：相关管理办法规定中央扶贫财政资金不能用于贴息贷款，许多基层干部认为这大大制约了财政性扶贫资金发挥作用的空间。他们建议，可以将财政性扶贫资金用于贴息，以支持银行有针对性地向贫困地区发放贷款，起到以小搏大的作用。
贵州省毕节地区纳雍县老凹坝乡大寨村民组2003年率先启动了以地方财政性扶贫资金贴息贷款的试点，用两万多元的扶贫资金贴息向农村信用社贷款28万元，用于发展畜牧业，当地农民年收入由以前的600多元提高到5000多元。
贵州省正在全面推广这一办法，相关部门已拟订了《贵州省扶贫到户贴息贷款实施办法》，严格规定了贴息方向是与农民脱贫相关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以及小型农副产品加工业、小型手工业等生产经营性项目，实施了严格的审查监督机制。贵州省扶贫办主任周培荣兴奋地告诉记者：“按照这一办法，贵州省今年安排的2000万元的省级财政扶贫资金可以拉动四亿元的银行贷款。”
对策二：扶贫贷款现行的分散性发放方式不利于资金的最大效益化。因此相关部门建议小额信贷的分散性发放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具体产业针对性发放。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资金的使用和回收率将提高；二是由支柱产业为核心发放贷款并发展产业，农民致富也更有保障。
专家们还建议说，由于全国农业银行实行机构改革、减员增效后农村网点减少，可以委托农信社来发放贷款。贵州省道真县农业银行2004年与农信社进行试点：农行委托农信社发放小额贷款，并由农信社代为追踪监管并到期催还，农行支付农信社一定的费用。该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对策三：借鉴世界银行在中国的扶贫贷款发放及监管办法，依托县、乡、村等层层基层组织，提高贷款使用效率和回收率。
陕西省有7200万美元的世界银行扶贫贷款，从1997年开始实施世界银行扶贫贷款，覆盖了17.6万农户，农户的还本付息率高达90%以上，而其他没有归还的也往往是因为因灾或因病等极为特殊的原因。
陕西省扶贫办副主任贺昌信告诉记者，世界银行扶贫贷款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充分依托基层组织机构，实施五级联动(省、市、县、乡、村)，在省、市和县主要依托扶贫部门，乡一级设有项目办公室(由乡干部负责实施)，在村一级设有项目实施小组(由村干部和农户代表负责实施)，这样可以保证项目资金能够在当地落到实处，充分避免了仅依托农行少数网点的弊端；二是充分实施参与式扶贫，由老百姓决定项目的选择，世行和乡村干部负责组织培训，世界银行对农户的行为建立了一个详细到每家每户的评估系统，一年做两次入户的抽样调查，往往这些评估官员要到农户家去数羊、数猪；三是其贷款的期限比较长，一共是15年，而不像农行扶贫贷款那样要在一两年内还清，这样可以使得农户有一个充足的产业发展时间。
对策四：建议主管部门对扶贫贷款业务单独考核，从而使农行在发放扶贫贷款时没有资产质量业绩考核的压力。
本报记者:刘健 秦亚洲 张琴 丁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