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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韩婷婷 王超
踏出北京某大学的南门，是一条“宽不过十米，长不过百米”的小胡同。2001年开始，这里自发形成了一个小市场。学生一出校门就可以吃到麻辣烫、烧烤肉串、状元饼等食堂里没有的各色廉价小吃，居民一出家门就能买到新鲜、便宜的水果、蔬菜。而去最近的大超市还要再穿过一片社区、经过一座天桥。
小市场不仅方便着周围的学生和居民，也养活着二三十个从河南、河北、甘肃等地来京谋生、无经营执照的农民。
傍晚五六点钟是27岁的河北人小刘生意最红火的时候。他一边麻利地照顾着麻辣烫摊前的食客，一边招呼着小胡同里来来往往的行人，偶尔机警地瞥一眼胡同口。
“城管来了！”不知谁突然大喊一声。城管的车子缓缓驶来。
小刘和妹妹迅速收拾好家伙什物，抬起炉子就向小区里跑，丝毫不顾燃烧的炉火和锅里滚烫的开水。
20多个小贩几分钟内四散而去，胡同突然安静下来，几个食客还坐在麻辣烫摊位前的凳子上，表情愕然。
见小贩逃开，城管也不强追，在胡同里转悠了几分钟便驱车离开。没多一会儿，“逃过一劫”的小刘兄妹又回到原位，继续吆喝着自己的小买卖。
像这样例行公事的检查，小刘开玩笑称之为“扫荡”。“扫荡”在这条小胡同里频繁上演，持续了4年多，“可是我们还没被赶走。”
据《北京市2003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2003年北京市409.5万流动人口中，摊点经营人员占6．78％，其中绝大部分属于无照游商。依此数字计算，有近30万名和小刘一样的无照游商流动在北京。
在城市管理者眼中，这群没有营业执照和纳税任务的小贩，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也影响着城市的交通秩序、卫生环境和食品安全。因此，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原名北京市城管监察办公室）自1998年成立以来，“对小贩的打击从未停止，打击手段也不断变化，并且屡次施以重拳。”东城区城管大队负责人江山指出。
但8年过去了，无照游商却仍在城市管理部门打击的缝隙中顽强生存着。
生计
正午时分的北京烈日当头，没有任何遮蔽的天桥上，温度达到40摄氏度。来自河南周口的张柳具蹲在天桥上，面前铺着一个编织袋，上面堆着30几把捆绑好的莲蓬。另外两袋莲蓬和他的三轮车一起存放在天桥下的隐蔽之处。
张柳具来北京谋生七八年了。春夏时节卖水果、卖莲蓬，9月到第二年5月卖烤白薯。“什么利大就卖什么。”
张柳具的外甥原来在一家饭店打工，现在辞了工作，跟着他做小贩。在这个20几岁的河南小伙看来，给饭店打工挣不到几个钱，远不如卖莲蓬来得自在。
他们的周口老乡王利锁已在北京生活了17年，1989年初中毕业后进京，此后他就再没有长时间离开过这个城市。
十几年的城市谋生让他成了“资深小贩”。最近几年，王利锁把老婆张凤莲也接到了北京，夫妻二人在天意市场一类的繁华地段卖烤玉米和烤白薯。今年暑期刚到，两口子就把6岁的儿子王宏宽也带到了北京，共享天伦之乐。
张柳具、王利锁等人共同居住在海淀区一处简易房里，他们的左邻右舍几乎都是来自河南周口的老乡，无照经营是他们的共同职业，不同的只是来北京的早晚。他们流动在城市的繁华地段、旅游景点、居民社区、高校周边……为城里人提供廉价的商品和便利的服务。
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5年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亩，在人多地少的中东部地区还达不到这个数字。王利锁所在的村子人均耕地不到8分，单靠种地根本养活不了一家人，而且农产品利润的大幅下降，让大量农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老家，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来到梦想中的城市寻求机会。
碰壁
44岁的牛现委是一个敢打敢拼、有经营头脑的精壮汉子。2005年离开河南老家，没有什么技术和文凭，在北京一直过着无照游商的生活。
老牛始终认为摆摊不是长久之计。他曾经打算跟堂弟合伙做服装批发生意，但40几万元的前期投资让这位农民望而却步。后来，他发现北四环上缺少足够的报亭，又看中了南水北调指挥部旁边一个合适地点，就打电话给城管的一位负责人，希望对方能帮助自己设立这个报亭。“他说我的主意不错，让我写个申请。”可再后来这件事便没有了音信。如今那里多了一个报亭，可小老板却不是老牛。
在他住的简易房旁边就有一个社区农贸市场。这里有八九个水果蔬菜摊位，但每个月的摊位费在1000元到1500元之间，一次要交清半年的租金。一下子掏出七八千块钱，对老牛是件难事。而且这里的摊位也相当抢手，一位水果摊摊主说：“大家都削尖了脑袋往里面挤。没有关系想来社区农贸市场做生意，甭想了。”
老牛至今仍蹲在天意市场的门口，卖那一堆翠绿的莲蓬，随时躲避城管的“扫荡”。
得失
张柳具在太阳底下蹲了一天，卖光了50几把莲蓬，有150多块钱的进账。除去80元本钱，这一天他赚了70多元。他说，如果不算天气不好的日子和被城管抓住的损失，他一个月可以赚2000多元。
王利锁夫妇俩中午11点才出来卖烤玉米，守着繁华的天意市场，到下午4点多，三轮车上120多根玉米就销售一光。一根烤玉米卖一块五，批发来的生玉米每根两毛钱，除去其他成本，每天的纯利是150元左右。不计天气和被抓的损失，每个月平均收入在四五千元之间。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6月发布的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基本情况，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为1785.42元，高居全国榜首，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仅为982.05元。而小贩的短斤少两，让无照经营的利润更是高出正规摊位。
“小贩的秤都是8两秤，很少有9两的。”一位小贩一语道出了同行的“秘密”。
东城区城管负责人江山深谙小贩在秤上动“手脚”的花样。“有的人用水把两个秤盘吸在一起，光是水和多出来的秤盘就能占4两。”更普遍的做法是改变秤的刻度。更有小贩将水果放在清水、甚至洗衣粉水中“清洗”，“这样不仅占分量，也让水果看起来更新鲜。”
有的小贩介绍，卖水果远没有卖烤红薯赚钱。“卖烤红薯的都是6两秤，有些更黑，是4两秤。”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经营方式让小贩不必担心顾客找回来。很多小贩都有被城管抓住、没收、罚款的经历，有些还是城管大队的常客。张柳具曾在动物园卖桃，被抓一次，损失了五六百元，“损失惨重到好久缓不过劲来。”
“你去问问有谁没有被逮住过，有谁没有被罚过三轮车。”王利锁说，“我被罚的车有多少记不清了。”
斗法
东城区城管负责人江山认为，为了执法的有效性，必须采取便衣执法。城管的便衣总是暗伏在小贩身边，城管大队的车一到，就拉住他们，不让他跑了。
“针对机动车售货，我们也采取了很多办法。便衣过来一脚踩到离合上，把小贩控制住，就把车扣了。”海淀城管负责人孙宝宁说。可渐渐这个办法失灵了，“他们让机动车始终发动着，见到城管随时都能跑。或者在车的四周焊上铁栏杆，小贩把自己封闭起来，没有人身强制执法权力的城管人员靠近不了他们。
打时间差是小贩的另一个办法。张柳具的上班时间是中午的3个小时，也是城管大队的午休时间。下午16时之后再出来卖到22时。小贩的上班时间就是城管大队的下班时间。
于是城管开始招聘协管人员，实行轮班制，尽量在每个时间段都有人盯着。
“逃跑的时候要是把城管逼急了，他们赶上会踢几脚。”张柳具说，不过这种时候不经常碰到。他的原则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是眼见自己的货和车被收走，不是每个小贩都能克制。城管和小贩之间暴力对抗的事件近年来逐渐增多。有人说城管和小贩是“真人版”的“猫和老鼠”，“城管追，小贩逃”的场面每天都在上演。
困惑
“满街小摊我都觉得不像话，但是我们得活下去。我会影响市容，但肯定不会去贩毒，不会危害国家利益。”王利锁这样看待自己的职业。
卖麻辣烫的小刘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给居民提供了方便、便宜的食品，靠劳动挣钱，却还是站在执法的对立面。他愿意交钱纳税，让自己进入工商部门的管辖，让这个小市场合法化。“可人家宁可赶也不愿管。”
北京城管一位负责人指出，作为城市管理的执法部门，城管系统的职责是对违反城市管理条例的各种违法行为进行制止、处罚和纠正，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包括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无证违法建设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无照经营处罚）、环境保护管理、施工现场管理（含拆迁工地管理）、黑车、黑导游等13个方面。管理全市二三十万的无照游商只是北京18个区县5000余名执法队员份内工作的十三分之一。
东城区城管大队曾试图给一些长期流动于王府井的无照游商找工作，但是“我们不可能每天到处问‘你有工作吗？’”
海淀城管的孙宝宁科长推崇“大社会、小社区”的理念，认为社区应该更多地行使社会管理的职责，尽可能多地吸纳外来流动人口。但在知春里某社区的负责人看来，在取缔露天农贸市场和严格规范社区摊位的设置以后，他们连安排本社区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权力和能力都没有，更别说接纳无照游商了。
城市众多管理部门在数量庞大的无照游商面前筑起了一道道封堵的堤坝。为外来流动人口提供合法就业机会等疏导式的城市管理却是一片巨大的空白。
“外来人口在数量合适的情况下，可以运转正常，城里人需要他们的服务，他们需要回报。”但孙宝宁科长同时认为，城市对外来人口有一个容纳量，超过限量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无照经营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我们的城市配套设施到底能容纳多少外来流动人口，没有人统计，更没有人做总量的控制。”
明天
“城管来了！”3岁的李浩一颠一颠地跑过来用稚气的河南口音大喊。王利锁夫妇马上起身，把玉米和炉子往三轮车上搬。
“城管……”6岁的王宏宽突然指着城管的车大骂了一句。妈妈被儿子的行为惊呆了，反应了几秒钟，她抄起一根木棍狠狠打在最疼爱的小儿子身上。6岁的王宏宽和3岁的李浩并不理解城管到底是怎样一些人，但是父母对城管的躲避令他们感觉到城管是自己的敌人。
“2008年就要奥运了，听人家说北京城要清理20万流动人口，估计大部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在北京住了17年，但王利锁清楚地知道，“这里不是我的家。”他打算赚够了钱回家去开个养猪场。
夕阳西下，王利锁一家人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了，劳累的一天结束了，谁又知道明天他们的生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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