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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广泛而激烈的质疑下，一个关于野生动物狩猎权的“稀里糊涂落槌计”似乎遭遇搁浅。按照相关部门的原想法，在8月13日，我国首次“拍卖野生动物狩猎权”将在成都举槌，野牦牛和盘羊这些野生动物将成为可以被“合法”猎杀对象。
实际上，直到今年8月10日，中国普通大众才知道，原来国内珍贵的野生动物，早已成为国际狩猎集团枪下的猎物，而且，这种野生动物狩猎，从1985年就已经开始了。“一只
盘羊最高价为12000美元，羚牛11000美元，岩羊9000美元。”我国现有总共25个国际狩猎场，狩猎物种涉及盘羊、岩羊、马鹿、扭角羚、野牦牛等十几种野生动物，地域范围已经扩展到四川、新疆、青海等8个省和自治区。让国人惊异的是，这“稀里糊涂落槌计”上演的时间不仅很长，而且一直对外封闭。在中国开放野生动物狩猎的20年之中，相关部门均采用了内部审批的方式。以至于只有申请人、审批人知道，社会公众却不知情。
8月10日以后，在国内公众不乏声讨的声音中，有关人士表示，同样一只羚羊，原始（当地偷猎者）打了吃了，基本没有价值可言。而开展一次国际狩猎，可以获得几千甚至上万美元的收益。
同时，又有业内人士拿出了理论论据，一个地区的猎捕动物数量占当地野生动物年增长量的18％以下，就不会影响动物的生长和整个生态环境的平衡。
如果把上述说法捋一捋，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认识上的本质差异：这些野生动物到底应该增收为美元；还是将其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不惜成本予以保护？
野生动物狩猎项目拍卖，无疑触碰到了市场化的底线，显然，对于一个国家的珍贵资源，特别是与公众的天然道德情感相抵触的市场化形式，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听证，及与多个权力部门进行协调以后才能进行。
相关部门负责人承认，“当初开放此事，主要是从资源利用最大化的角度考虑的。”但他们也保证，将“为调控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和结构，经科学论证必须猎捕的”物种划入特许猎捕范围，外国人的狩猎资格需报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理论上似乎说得过去，野生动物狩猎是一个涉及国外消费者，到国内边远县区的漫长消费链，对于这个庞大的利益环节的监控，显然需要一个更细致的、更能够让公众信服的管理体制。
对个别物种的野生动物进行狩猎并非不可，但首先要保证国外狩猎者区分得清楚什么是保护动物，什么是可猎杀动物；其次，要搞清楚谁才拥有这样的拍卖权？否则，冠名以“这样的猎杀有助于保护”的做法，恐怕多少有点“拿市场化说事儿”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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