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家季羡林

　　“季老，我看您来了。”7月29日上午9时许，一迈进解放军总医院康复楼的病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握住坐在椅子上的季羡林先生的手说：“下个月，就是先生的94周岁生日，我向您表示祝贺。”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书籍。他早年留学欧洲，上世纪40年代回国后， 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真情、真实、真切’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数十年身兼北京大学教授和系主任的季羡林老先生不论是在为人处世，还是学识修养上，都有独特的人格魅力。

　　赴德留学迷上古文字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中国东方学创始人

　　留学德国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留学德国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季羡林的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考证古代经济史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one－way－traf鄄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

　　与此同时，季羡林兼治梵文文学，翻译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并撰写有《印度文学在中国》、《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五卷书〉译本序》、《关于〈优哩婆湿〉》和《〈十王子〉浅论》等论文。

　　季羡林随着80年代进入古稀之年，但他学术生命仿佛进入了黄金时期。尽管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缠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勤奋写作。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观宇/编制)

　　［链接］季羡林的人格魅力

　　季羡林在北大是闻名遐迩的名教授，在全国是誉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可是在一般人眼里，他却远远“配不上”这些头衔。他衣着平常，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他走在人群中，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像一个工友，说话平常，总是面带笑容；他像一个老农，声音低沉，平易近人。他的家谁都可以推门而入，同他谈话，如沐春风，决不会感到紧张局促。总之，他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架子。但是，他却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

　　季羡林走在校园里，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忽然一辆自行车停在他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问道：“你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季先生，我没有什么事，我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说完，年轻人向季羡林鞠躬，转身上车，飞驰而去。甚至正开着车的年轻人，认出了迎面走来的是季羡林，便立刻停下来，打开车门，走出汽车，双手合十，向季羡林深深鞠躬。人们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心情，在今天的社会中是十分罕见的。

　　没有“大人物”架子的季羡林，却赢得了群众的极大尊敬，他靠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人格的魅力。

　　人格，乃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但高挂于人格之树并常开不败的人格之花，首推不是性格，不是气质，也不是能力，而是品德。这是人格之本。金钱买不来品德，权力换不来品德，邪恶压不住品德，历史忘不了品德，而且越是在金钱和权力面前，越是在邪恶猖獗的时候，越是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之中，品德越是闪光，越是具有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

　　一位哲人说过：“伟大来自平凡。”这个平凡的真理，在季羡林身上得到了证实。他平凡，平凡到不需要任何装饰，所以才会令人感到他的伟大。他这种平凡的伟大，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就是一个“真”字。“怀真情，讲真情”，这就形成了季羡林人格的独特魅力。

　　季羡林对一切善良的人，从来都以真情实意相待。他对世人充满真诚的爱心。他爱亲属，爱朋友，爱师生，他爱与他童年时一起割草、玩耍，至今仍然目不识丁的农民；他爱一切爱过他、帮助过他的人；他还爱那些虽不知道姓名，但正直、善良的人。

　　季羡林还以敢讲真话而闻名。早在1986年，他就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震惊文坛。当时胡适还是个“反面教员”，人人谈胡色变，无人敢涉足这一“禁区”，有朋友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风险太大。季羡林认为，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件涉及到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还胡适以真面目。他的文章发表后，得到学界的普遍肯定和响应，开启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先河。

　　如今，宝刀不老的季羡林，仍以平常之心，笑对人生。他还

幽默地说：“如果在往八宝山去的路上按年龄顺序排一个队的话，我决不在前几名。我曾说过，我决不会在这个队伍中抢先夹塞，我决心鱼贯而前，轮到我的时候，我说不定还会溜号躲开。从后面挤进比我年轻的队伍中。”

　　(观宇/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