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哲夫：挠中国环境之痒

　　■本报记者张帆

　　有人把环保作家哲夫称作是“妄想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在一个人人喊环保但环境却日渐衰微的年代，他却坚持以“一管秃笔，一颗人心，一部头脑，一介身躯”，著书立说，直斥环保软肋。

　　但在太原市文联逼仄的办公楼里，这位文联副主席却把自己比作“痒痒挠”，他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环保乃中国之痒，如果不经常性地挠挠，它就会变成我们的未来之痛。”

　　从演绎小说到纪实环保

　　哲夫在山西文学界曾被誉为“神童”，他15岁在大同当学徒工，业余从事写作，20出头便出版了山西人民出版社文革后的第一部小说，并得到文学前辈西戎、马烽等的器重。他有着旺盛的创作力，业界流传有哲夫创作“短篇不过天、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月”的说法。

　　早期哲夫发表的作品主要以小说为主，但是1982年的一次经历让他把目光投向环保。这一年，他创作的一部小说《山林的女儿》被宁夏电视台看中，他随电视剧组到东北去找外景地。在他的印象中，大兴安岭、长白山，那应该是古树参天的景象，然而到了那里却发现大量原始森林已经被砍成白地，愚昧的人们不是择伐，而是全部推光，只剩下无数干枯的树桩冲着天翻白眼。从林场所在地到最近的伐木作业区，工人们每天要坐卡车翻山越岭走七八个小时的路程。即便是伐木作业区，原始森林也已寥若晨星，参差不齐的次生林带中，随处可见的是大片已经干枯或正在干枯的树木。过去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的蛮荒，树木、草皮、灌木、藤蔓罗织得密密匝匝，人根本进不去，想伐木得先在其间硬生生撕开一个口子，才能扎下营盘，再逐步向四下里扩张。而这时想砍点像样的树，得坐上汽车在林子里找老半天。这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东北林区。哲夫记得，伐木队队长开着草绿色的拖斗摩托车，带他去一个小镇上喝酒，不可思议的是，穿行在林区竟然也能辗起满天浮尘，他们都成了灰眉溜眼的“土人”。过后，他把这件事写成一个中篇小说，名为《森林的性格》，发在1984年的《啄木鸟》上。

　　从此，哲夫以生态环境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一发不可收拾，除了写一些中短篇和散文外，还创作了黑色生态系列长篇《黑雪》、《毒吻》、《天猎》、《地猎》等。在《毒吻》中，他写了一对在化工厂工作的夫妇，因为污染生了一个毒孩子，他周身带毒，碰花花凋零，挨草草枯萎，而他偏偏是一个热爱自然的孩子，最终因为失去了拥抱自然的能力而将自己消灭。哲夫以象征性的手法，暗示人类是一个毒孩子，在亲吻自然的同时却毒害了自然。后来这部小说被拍成电影，一到地球日就会被搬上屏幕。拿哲夫的话说，“已经演了Ｎ遍”，“没办法，环保电影太少了”。

　　他的环保小说市场很好，最大时发行量达到20万册，中篇、短篇也发行到十几万册。然而到了1997年，他却突然意识到，许多读者只关注到小说中的风花雪月，却忽视了其中环保理念的阐述与张扬。“既然是小说，那就是假的、编的，人们往往一笑了之，只有纪实性的东西才可以直接干预社会”，这一年，哲夫出版《哲夫文集》十卷本作为小说封笔之作，转而做起了生态报告文学。

　　深度体验中国环境

　　投入环保纪实的创作，就意味着告别了养尊处优的书斋，踏上一条艰辛的道路。作为惟一的随队作家，哲夫连续6年参加到“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中，足迹踏遍中国的主要山川、河流、湖泊以及林区，他的笔也一次又一次毫不客气地触及中国环保最深层的痛。

　　1998年他赴淮河考察，面对满河的黑臭与沿河无数家大大小小的污染企业，哲夫欲哭无泪。向污染宣战，让淮河在2000年变清，是那年政府向国人和世界的郑重承诺。虽然迄今污染依旧，但那种壮士断腕的勇毅和决心震古烁今。哲夫的《中国档案》因此催生。

　　1999年，哲夫参加“爱我黄河”记者团采访活动，沿黄河走了8个省区；2000年他考察长江走过13个省，历时108天，行程2万多公里。两次都涉足青藏高原，哲夫因之饱受高原反应的考验。在淮河沿线他更遭遇了传奇般的历险。但由此他也创作出了百万字的我国首套生态纪实文学丛书——《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读罢这套书，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用了“血脉贲张、惊悚骇然”两个词语，表达对深受污染的母亲河的痛惜。有人说，这百多万字的作品不仅仅是一字字写出来的，也是一步步丈量踩踏出来的。

　　在黄河，他看到黄河水土流失、断流、污染等生态恶化状况令人触目惊心。黄河正进入一种生命倒计时的窘态危境。青藏高原是中华水塔，然而这里的草场因为过牧和鼠害如同癞子头一样裸露着比比皆是的癍秃。牧草每每还来不及长大，便被饥不择食的牛羊匆匆地啃掉。当地干部却说：“这牧场还好得很哩！”十数年前玛多一只羊只需30亩草场来养，更早一些玛多的牧草，养一只羊只需5亩草场，可是现在一只羊竟要1000亩草场才养得活。由于极度缺水，甘肃定西人从不洗澡，偶尔洗脸。洗脸时无论家中有多少人都只用一碗雨水。每当洗脸时，孩子一溜站开（这里一户人家至少有四五个孩子），当娘的将那一碗水“吸溜溜”喝一口，顺时针往几个孩子的脸上挨个儿喷去，沾了水的孩子赶紧用小手在脸上抹抹，这脸就算是“美美”洗过了。这时碗中也只剩半口水的光景了，当娘的便沾湿毛巾一角，擦擦自己的脸，接着男人就可以独自“享用”那块还带有湿气的毛巾了。

　　在长江，他从江尾的上海逆流而上到达源头沱沱河，一路上几乎没一处水可以直接入口，包括源头沱沱河，河流非常细小，像新疆女孩的发辫，虽然看上去比较干净，但河水的矿物质含量非常高，当地人都到几十里外挑水喝。沱沱河水之所以矿物质超量，是因为它来自于雪山融水，而雪山的生态破坏严重，出现沙化没有植被，融水减少了，河水的矿物质浓度就高了。

　　在淮河，哲夫发现，这里的水不能饮用，也难以灌溉。他向记者讲述了小洪河与小黑河的故事。这两条河都位于河南省上蔡县境内。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小洪河就被污染，鱼虾绝迹，河水由浅入深，到80年代，河水变成了酱汤般的紫红色和深红色，河面上漂满了浮沫。长期饮用河水的两岸村人只好在河边打深水井吃水，久而久之，村里便出现了种种怪病，得恶性肿瘤的人越来越多，隔三岔五总能听见村里传出哭声，哭声一起，离乱的荒草地上便又会多出一座新坟。小黑河上有一座桥，河里的水哗哗地流着，水上浮泛着造纸厂排出的厚厚的沫子，一股股的恶臭。泡沫溢上河床，溢得到处都是，破灭后化作一滩一滩的臭水，不光染黑了地面的表土，并深深地渗入了地下。往日浮沫溢出河床后，堆积有两米多高，刮起大风浮沫满天飞，纷纷扬扬，洋洋洒洒雪花似的，只是这雪花儿人畜都沾不得，嗅起来奇臭无比，沾在皮肤上起红疙瘩，搔破了流黄水，创口经久不愈。黑洪二河只是淮河的两条小小的支流，这样的支流，在淮河流域可谓星罗棋布，光是一级支流便有120条，二级支流460条。

　　哲夫说，三大河流，几乎没有一条河中的水可直接捧起来喝一口。丰都县有条清江，见到它时我都惊讶居然有这么清的水，心想一定可以直接喝，但当地人告诉我，清江上游排的都是重金属，是三级水，不能喝。有次我又到乌江，想到江边吃鱼，结果又被告知上游在开采铅锌矿，乌江的鱼被污染也不能吃。

　　2002年，哲夫在写完河流后，开始把目光投向林业。他前后走访和调查了9个省区，行程上万里，耗时两年余，酝酿了一部名为《世纪之痒》的中国生态报告，即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场林业调查中，他发现中国已经没有大树了！他说，这不是危言耸听，大兴安岭把没成材的中幼林算在内，最多可以砍16年最少可砍10年，砍得连小树也快没了。西双版纳的原始热带雨林，因为澜沧江要建水坝，有一半要被淹没；广东的红树林，是第一道海防线，海浪来袭，一遇到它就变小了，然而，因为沿海滩涂大力发展养殖，红树林大量被砍伐，基本上都没了；三北防护林也是名存实亡，长年来纯种树林的种植引发了严重的虫害，然而，纯树林易引发虫害的道理，连小学生都知道，甚至在辞典里都能查到，可是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只图种起来容易，却忽略了这么简单的道理。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他还忙里抽空跟随中华环保世纪行去太湖考察水安全问题。但这一次，他却无法立刻提笔书写了。在浙江、江苏，所见的一切“很糟糕”，这些地区的水污染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他们路过太湖一条已被污染的河流，河岸边奇臭无比，但听居民说今天的气味还算好多了呢。当哲夫问，这里的污水灌溉出来的粮食还能吃吗？回答令人震惊，“一年可以种两茬，一茬种麦子，一茬种稻子，重新包装后主要卖到北京，当地人则从苏北买干净的粮食吃”。

　　当哲夫伏案将所见触目惊心的生态污染事实诉诸笔端时，心情不光是沉重，甚至写不下去了，他说，自己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

　　从写实到反思

　　哲夫说，自己写生态纪实，一开始侧重于客观描写污染现状，然而逐渐就开始进行批判与反思。

　　有人评价说，如果《中国档案》在表达一种速胜的希望，到《黄河追踪》则成为一种艰苦卓绝的思考，到《长江生态报告》则是上天入地寻觅各种助力的生死总动员。《世纪之痒——中国生态报告》则是一种回归，因为真理往往是简单的。

　　有意思的是，在哲夫眼中，环保并不是慈善事业，也不是公益事业，而是关乎人人的绝对自私的事业。他说，环保是一种自救行为，不高尚的人也应该去做。因为，水、空气、粮食，不仅仅是高尚的人需要的生存条件，也是任何一个人都需要的生存必需条件。做环保只是为了给自己争取生存权利和健康权利而已。

　　哲夫说，在政府、企业与民众中，有两个群体的环保意识最强。一是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掌握的情况多，也可以超越现在短暂的利益去分析问题。宜兴有个“太湖卫士”叫吴立红，多年为太湖污染呼告，却被人称作神经病。哲夫随“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采访团到南京，吴立红也来了。而哲夫跟他谈了一席话后，觉得这人头脑非常清楚，中午吃饭时他就向大家宣布，吴立红绝不是神经病，算是正式为他“平反”。

　　哲夫说，为什么这样一个民间环保者会被视为神经病，这是不是社会的一个太大的悲哀？我们一方面在唤醒民众的环保意识，但另一方面当民间对环保问题觉醒，民间环保人士开始出来对地方污染进行监督时，却又被视为洪水猛兽。好多地方都是“叶公好龙”式的。环保本是很好的事，但做着做着就被推到对立面去了，甚至有些企业家威胁吴立红：你一个小小农民敢和我斗？我从上面扔钞票下来就能把你砸死。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比较活跃，但数量还很少，比较大的有“自然之友”、“绿色营”等，从作用上来看，这些组织都还只能是进行一些生态环保行、捡捡垃圾、呼吁节约用水等等，还没有能力干预社会决策。

　　还有一个就是在高层，中央决策层。我感觉到中央领导层对于环保问题是心忧如焚的，但要命的是中层，从省开始，到市、县、区往下，一个ＧＤＰ已经让他们焦头烂额了，哪里还顾得上环保？于是一些地方就只管挥霍现有的资源，谋眼前之利，不管子孙后代了。最可怕的就是“封疆大吏”，山西一个正在争取全国百强县的县长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宣称：“过去革命者流血打天下，现在为了冲击全国百强县，我们牺牲点健康和环境算什么？”

　　哲夫在谈到环保时，总爱说集体无意识和有意识地忽略，他说自己主要指的就是官方，当涉及到ＧＤＰ时，一切都可以忽略，有意识地忽略！

　　哲夫透露，最近他正在创作一部题为《执政能力》的纪实文学，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社会，一个地方官员对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认识，决定着一个地方的环境，因此，他试图以一个环保搞得非常好的行政官员作为典范，说明经济上去的同时环保也可以搞好。据他讲，这个县是山西省内唯一没有焦化厂的地方，当地政府将原先冒黑烟的焦化厂全部关掉，想用红枣等农副产品的发展替代原来以焦化厂为主的发展模式，试图证明，不炼焦照样能把产值搞上去。但是，当地政府也举步维艰，遇到很多困难，为表示支持，哲夫跑去做调查，已经写了十万字了，估计再写个十几万字就可收笔。

　　记者见到哲夫时，他刚刚从深圳回来，应当地市委的邀请，他做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做了一场“环境文化漫谈”，有八九百位市民参加。近年来，除了著书，哲夫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大量的民间环保活动中，讲座、研讨会接连不断。

　　他说，美国当年开始治理污染，只不过5年就控制住了原有的污染，而且不再增加新的污染，而我国，最可怕的是在不断治理的过程中，还在不断增加新的更多的污染。他说，从方法上来看，循环经济是我们找到的一个环保的最好方法，循环的意思就是再生利用、节省资源，循环经济首要是清洁生产、无害化。然而，要实现之，健全监督机制很重要，否则就是一句空话，而从根本上来说，全民参与、全民监督、全民环保意识的提升才能解决环保问题，对污染形成人人喊打之势，污染行为无以立足。

　　在现实中，人们眼中的英雄却也是孤独者。过去哲夫写小说，一本书有几十万元的版税，而现在，“生态报告”系列三本书稿费加起来还不到原来一本书的1／4。他说这些都无所谓，反正不是为钱写作。钱是小事，但这些年他因为环保问题惹了好多官司，有的企业家宣称要找人砍他、要让他出

车祸，吓得他老婆都不敢出门。虽然他很顽强，但由于家人并不支持，他有时会有犹豫，“也许因为家人的唠叨和遇到的困难，会重新写小说”。他有时觉得孤独、甚至畏难，“一切糟糕透了”，大家都觉得这事离自己很远，都不属于自己管，他简直就是自寻烦恼。还还有人劝他省点心，环境已被破坏至此，罢了罢了；但他又总是想，既然不能再坏了，那总有希望的，大家使点劲，尽力去做，总会好一点的。

　　哲夫说，前几天去深圳做讲座，开讲前他说，“我不是来讲课的，是来寻求环保同盟的，”结果讲课结束，有20个人站起来说：“我们愿意做你最坚定的同盟者。”这时，哲夫并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