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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见注）占ＧＤＰ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数第一。”7月26日，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吴忠民教授经过多年研究之后向《中国经济周刊》披露。他进一步分析说，“这种现象与我国的经济总规模位居世界第四、外汇储备总额高居世界第一形成鲜明的对比。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三项基本民生指标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分别为3％、2．9％、2．0％（根据近年来《国际统计年鉴》《世界发展报告》《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测算）。除了柬埔寨、津巴布
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是高于我们。”而根据7月2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再创历史新高，突破了2万亿元，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收3600多亿元，达到去年全年三分之二的水平。“虽然这几年我国对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在逐年增加（从1998年到2005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经费年支出由598亿元增长到3600亿元左右，年均增长29．4％），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已经占到了财政收入的12％，但是还不够。在发达国家中，社会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财政支出的1／3强。在我国，如果基本民生支出能占整个财政支出的50％以上，那么民生问题就会有较大的改变。”湖北省财政厅傅光明博士谏言《中国经济周刊》。对此，吴忠民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无论从人均收入的角度，还是从公共财力的角度，我国到了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时候了。”农村社会保障基本上为空白河南省西平县王孟试村王玉英现在赋闲在家，丈夫陈建业在乡里一所学校任教，一家4口人的生活依靠丈夫每个月800多元的工资。这几天儿子患病，不得已跑到几十里外的漯河市医院看病，一趟下来就花了近500元。“现在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小病就在家熬着，大病才到市里看。”王玉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她们村里有两千多口人，没有医疗卫生部门，没有医疗设施，更没有医疗保险。“我们家平均每年用于医疗的支出有4、5千元，这还是正常开支，如果家里有长期病号，那就多多了。”她告诉记者，去年种的3千斤玉米卖了1650元（0．55元／斤），扣除化肥和玉米种成本，只有1000元的收入，加上丈夫一年9000多元的工资，家里年收入共一万元，但医疗费支出就占了家庭收入的一半。其实，象王玉英这样的家庭在中国不在少数。目前我国农村有87％的农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要完全自费负担医疗，而农民的纯收入和高昂的医疗费相比相形见绌。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为9422元，农民年平均纯收入为2936元，国家相对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882元。另据吴忠民提供的资料显示，近年来，教育、医疗、住房三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例迅速攀升，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中均已达到了四分之一左右，教育和医疗支出分别比1997年提高了7％和5％。吴忠民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我国目前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也不乐观。以扶贫解困为例，2003年是公认的对城市贫困群体援助力度最大的年份，有800多万户、2300万人的城镇居民直接受益，进入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即便如此，实际上的政府支出也只有151亿元。“经济型政府”是主因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过低，但行政成本过高，国家财政在一般公务方面的支出比重过大。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研究员提供的关于中美两国财政公共服务程度比较的资料显示，以2004年两国财政支出为例，我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为37．6％，美国为12．5％；我国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例为11．6％，美国为5．0％；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为25％，美国为75％；用于其他支出的，我国和美国分别为25．8％和7．5％。“我国政府在一般公务方面的财政支出差不多是世界各国中最高的。每年全国仅花在公务用车上的费用就达3000亿元之巨。”吴忠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一直实施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在尽力扮演一个“全能型政府”的角色，几乎是事无巨细地包揽事关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领域的事情。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一个“经济型政府”的角色，而取代企业家群体以及相关职业群体的位置。“无论是‘全能型政府’，还是‘经济型政府’，都不可能将公共投入的重心放在基本的民生方面。现在市场经济初步形成了，政府应该逐步退出，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关注基本民生当中。”吴忠民向《中国经济周刊》建议。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每年只需资金3000亿事实上，中央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此类问题，中央提出：当前要更加关注社会发展问题，更加关注民生问题，更加关注人与自然和谐问题。而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让民生问题落到实处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无论从人均收入的角度，还是从公共财力的角度，我们应当开始着手建立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吴忠民说。美国的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从1935年开始建立，英国从1945年开始建立这一体系。从我国的现实状况看，按照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数字，从可比价格和实际购买力来看，我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已经略超过当时的美国和英国；而从公共财力，更是远远超过当时的美国和英国。“国家每年在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投入3000亿就够了（不包括行政及事业单位的相关投入）。按保守的估算，每年约需投入2670亿元。这只相当于国家预算内财政收入的1／10（去年我国的财政收入是3万亿元）。”吴忠民提出的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其支出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1）在城市每年大约需要支出1500亿元。主要包括：“三险”开始覆盖全部的工人包括农民工，大约需要国家垫支600亿元以弥补缺口；对工人尤其是农民工进行常规的职业培训，需要国家支出200亿元；适当增加失业保险支出，需要200亿元；扩大低保范围并适当提高低保标准，需要支出300亿元；适当增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需要支出200亿元（不包括国家在城市义务教育方面已有的支出）。（2）在农村每年大约需要1020个亿。主要包括：对农村养老保险需要支出200亿元；对医疗保险需要支出320亿元；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国家应当出资并免除所有小学生、初中生的教材费计250亿元，适当减免部分小学生、初中生的学杂费计200亿元，两者相加共计450亿元（不包括国家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已有的支出）；扩大农村的低保范围并适当提高低保标准，需要国家支出50亿元。另外，在城市和农村，应当增大对抚恤事业的投入，需要支出150亿元。公共财政有了初步框架基本民生投资需重点加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建立，既不在于资金问题，也不在于工作的难度，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公共财政制度。”湖北省财政厅傅光明博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公共财政，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分配活动或分配关系，是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财政体制和财政制度。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一是公共性，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二是非盈利性；三是法制性，即收支行为规范化。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从1998年12月最高决策层明确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目标，到2003年中央提出健全公共财政体制以来，公共财政的公共性特征日益凸显，财政上的钱越来越多地花在生产、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等事项，而从属于竞争性、盈利性领域的事项中逐步退出去，非盈利性特征甚为显著。近几年，我国财政在基本民生等方面的支出（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抚恤和社会救济费）的增幅也体现了我国在建立公共财政的决心：1998年3115亿元，占全国支出10798亿元的28．8％，2004年9165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28486亿元的32．1％。傅光明说：“在我国，如果基本民生支出能占整个财政支出的50％以上。那么基本民生问题就会有较大的改变。”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指出，“财政对民生的投入包括很多方面，但对基本民生（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的投入是需要我们重视和今后要加强的重点。目前我国的公共财政已经有了初步框架，但公共财政还需继续建设，财政对民生的投入尤其是基本民生的投入还需要继续加强。”吴忠民也认为，现在看来，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已经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想不想去做的问题。注：基本民生公共投入是指民众的基本生活条件或基本生存状态，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国家在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主要是指国家的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投入的具体状况。[][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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