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在前不久由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近中期的政策重点”经济形势讨论会上,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国家信息中心宏观部部长范剑平等提出,产能过剩的提法不够准确,当前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是生产过剩而不是产能过剩。
茅于轼说,产能过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在前五六年的时候,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有学者提出是产能过剩造成的。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很严密的概念。通货紧缩不是订货减少,而是已经生产出来搁在货架上人家不买,导致物价下降。你的供给超过了需求,这个供给是已经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没有生产出来的。所以,把产能过剩作为宏观不均衡的理由来分析,我认为是不够严密的。而产能过剩应该是这样的:如果需求膨胀了,闲置的产能很快就能被动员起来,迅速产生出供给。如果产能不足,当有需求时生产不出来,就会物价上涨。所谓的产能过剩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东西都过剩,只能是一部分商品过剩,一部分不过剩。这一个现象全世界是一样的,并不因为中国有产能过剩就对宏观有什么样的影响。
范剑平在分析我国经济的失衡问题时,不约而同地与上述观点相呼应。他说,我也觉得产能过剩这一个词不太准确,应该是生产过剩。范剑平说,中国经济所谓的失衡,有两个问题不能解释:第一,储蓄这么高,不投资干什么?第二,投资造成产能这么大,不出口干什么?在现在的体制下,高储蓄率带来了高投资率,高投资率带来了高出口率。如果要解决这一些问题,必须搞清楚中国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储蓄。现在的高储蓄率,实际上不仅仅是老百姓的储蓄率高。居民储蓄率高是一个事实,主要原因是公共事业的缺位。1997年以后,我们的宏观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的投入份额是扩大的,因而政府和企业的储蓄能力也是扩大的。企业这一块最典型是国有企业,他交税之后,收益是不上缴的,全部转化为投资能力。我们这几年税收征管水平上升了之后,政府的储蓄也是大幅度上升的。政府有了钱之后不增加公共服务,结果是老百姓只得储蓄。于是政府自己搞投资,企业也搞投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归根到底就是这一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产能过剩这一个词不太准确,应该是生产过剩。要解决这一个问题,就得在宏观收入分配方面有所调整,提高居民收入的份额。同时,要调整政府和企业的支出结构,同时企业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把应该回报劳动者和社会的这一部分上缴国家,这是全民的资产,应该补充到社会保障里面去。有这样的调整之后,“储蓄这么高不投资怎么办,投资这么高不出口怎么办”的问题,才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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