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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光诚
1990年12月，邯郸市曲周县村民尚某某报案称被人强奸。根据尚某某的指认，该县民办教师徐计彬的血型与现场遗留精斑同为“Ｂ”型等两项主要证据，曲周县法院于次年判处徐计彬有期徒刑8年。15年后，徐计彬发现自己的血型竟然是“Ｏ”型。2006年7月28日，法院判决徐计彬无罪。（8月3日《燕赵晚报 》）
案件当事人徐计彬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就这样因为司法人员的“荒诞”而白白流逝了，让人感慨。而记者在公检法调查无果的现实更让人担忧：虽然徐计彬为此可以依法获得国家赔偿，但是如果仅仅如此，不去查明错案形成的前因后果，国家和公民所付出的代价都会让人难以承受；更主要的是，如果不能警戒后者，公民的权利依然会因为司法“防线”的孱弱而屡屡受到伤害。
这起案件的疑点太多：一是徐计彬被抓了又放，放了又抓，公安机关为什么就同一化验结果反复无常？二是受害人尚某某说她咬伤了强奸自己的人的手，徐计彬让法官检查手上有没有伤痕，而法官为什么连“看一眼”都吝啬？三是血型只能用来作为排除法，而不能作为同一认定，这是基本的常识，为何公检法都作了同一认定？
种种疑点都说明错案形成的过程远远要比错案本身复杂，刑警大队一位负责人分析该案有诬告的可能，其实就是没有诬告的可能，追究错案责任人的责任也是国家赔偿法的应有之义。
当然，追究错案责任无疑如刮骨疗毒，这不是每个机关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这也是一直以来矫正错案都只是以国家赔偿而告终，而对错案原因含含糊糊，错案责任无人承担的重要原因。
根据宪法规定，司法机关对人大负责。为此，对于错案的发生不能再由赔偿义务机关一赔了之，而应该列入人大个案监督的范围，由人大启动错案追究程序，追查造成错案的原因和有关机关有关人员的责任。这既符合权力制约的一般规律，也可以弥补国家赔偿程序无人监督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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