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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支招解决“双顺差”
2006年7月22日-2006年7月23日，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在青岛田横岛隆重召开。会议主题为：“中国经济发展内外平衡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樊纲、刘鹤、张维迎等50人论坛的专家参加了研讨活动。与会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内外收支失衡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将对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为此，专家建
议，要尽快扭转“双顺差”局面，谨慎处理资金流动性泛滥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尽快调整外资、外贸和产业政策，重新审视中国劳动力过剩等问题。
[综述]
何谓“双顺差”
“双顺差”通常指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的同时存在。严格地说，“双顺差”应该是指国际收支表中同时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和金融项目顺差。国际收支平衡表是一个国家同外国在物品和服务以及资金上的交换状况记录。国际收支平衡表包括四大组成部分：(1)经常项目、(2)资本和金融项目、(3)官方储备资产、(4)净误差和遗漏项目。其中经常项目由贸易项目、投资收益和转移支付三个子项目构成。由于贸易项目是经常项目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贸易项目顺差往往意味经常项目顺差)以及人们习惯于把金融项目称为资本项目，所以就有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双顺差”。
“双顺差”造成巨大福利损失
就“双顺差”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主要危害，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表示，“双顺差”正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世界人均收入排名第128位的中国正在每年给美国提供数百亿美元的补贴。”他强调，作为世界第三大资本净输出国，我国的投资收益一直是负数(2005年例外)；而作为一个资本净输入国，美国的投资收益却一直是正数。“在补贴美国的同时，我国的社保等体系并未完全建立起来。尤其是农民和农民工的社保、医疗、养老体系基本处于缺失状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说。他强调，内外失衡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它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体制、机制、组织结构等造成越来越大的风险，“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内外失衡，不但有福利损失、效率下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不可避免地带来安全问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说，“如果美元的国家信誉以后发生问题，对我们造成的安全隐患将非常之大。”
对此，余永定表示赞同。他说，中国的外汇储备正在迅速接近1万亿美元，而美国自2002年以来已开始了所谓“战略性贬值”的进程。“一旦美元大幅度贬值，中国外汇资产将会大幅度缩水。”
解决“双顺差”须加强政策力度
与会专家大多认为，我国经济内外部失衡的格局已形成，不但有大量的资本项目顺差，而且有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这种失衡无法通过宏观经济手段(如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等)在短期内校正。对此，应有相应的一系列的政策准备。
余永定就此表示，政策选择的着力点应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增加公共支出，完善社保、医疗、教育体系，降低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储蓄率；其二，通过财政和其他手段，缩小城乡、地区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其三，深化投融资市场、投融资体系改革，使国内储蓄能顺利转化为国内投资；其四，允许人民币更多地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率等。“如果人民币升值使一些低质量的、恶性竞争的企业被迫撤出市场，反而能够起到调整经济结构的作用。”他认为现在是从根本上纠正“双顺差”的最好时机。他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来形容目前时机的宝贵程度。
陈东琪认为，取消鼓励出口导向的优惠政策或许比升值更具有针对性，“应尽快调整出口退税率”。
[个论]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余永定：从十五个方面纠正“双顺差”
双顺差是一种不合理的国际收支格局，中国的双顺差更是由同各种制度缺陷、价格扭曲、宏观经济不平衡相联系的。双顺差已经并且正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作为世界的第三大资本净输出国，中国的投资收益一直是负数(2005年是例外)。与此相对照，作为一个资本净输入国(拥有大量外债)，美国的投资收益却一直是正数。这一对比的意义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上，世界人均收入排名第128位的中国正在每年给美国提供数百亿美元的补贴。从长期看，随着外资存量的增加，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外国投资收入汇出的数量会不断增加，中国在未来可能不得不进一步扩大贸易顺差以便维持经常项目的平衡。届时，中国的GDP和GNP的差距将越来越大，我们的后代子孙可能会背上支付FDI投资收益汇出的沉重负担。从中期来看，中国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模式和国际分工参与模式是否是中国实现产业升级的有效路径也是需要深入讨论的。从短期来看，双顺差是当前流动性过剩的最主要根源。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给中央银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此外，中国的外汇储备正在迅速接近1万亿美元。由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不断增加，2002年以来美元已经开始了所谓“战略性贬值”的过程。一旦美元大幅度贬值，中国外汇资产将会大幅度缩水。总之，中国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尽快纠正双顺差的局面。当然，我们也不应该慌不择路地鲁莽行事。
为了纠正双顺差，降低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并进而减速外汇储备。我们所应该考虑的政策包括：
第一、增加旨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以及教育体系的公共支出，以降低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储蓄。
第二、通过财政和其他手段(如法律、法规)，缩小城乡、地区和阶层收入差距。
第三、深化国内金融市场、投融资体系改革，使国内储蓄能够顺利转化为国内投资。
第四、允许人民币更多地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率。
第五、取消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对内、外资实行国民待遇。
第六、取消鼓励出口导向的优惠政策。
第七、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地方政府为引入外资而进行恶性竞争。
第八、制止地方政府把FDI的引入状况作为政绩的考核标准。
第九、取消中央政府有关规划中的进出口和外资引入量指标(仅做预测)。
第十、进一步推进价格体制改革，使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国内资源的稀缺性。
第十一、各级政府制定应急预案，为出口企业的结构调整做好充分准备，把结构调整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冲击降低到最低限度。
第十二、适当放松资本管制。但是坚决不放弃用管制的办法遏制投资资本的流入。
第十三、鼓励企业在国内上市，鼓励三资企业利用国内金融市场筹集资金。
第十四、实行与WTO不相冲突的产业政策，限制外资对某些特定产业的进入。
第十五、增加政府旨在支持企业的公共支出。
[访谈]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体制不改经济增长模式难转变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举办的“中国内外平衡问题”研讨会上，专家们表示，当前宏观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经济增长模式。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从短期看是调整利率和汇率，而从长期看，必须改变增长模式。
最新的数据显示，去年末确定的加大消费、减少投资和外贸在GDP中比重的政策，今年以来并未取得明显效果。二季度的GDP增长已经超过11%，上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依旧保持在30%左右。上半年外贸顺差则同比大增55%达到614.5亿美元。
经济50人论坛成员之一、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表示，我们原来的增长模式实际上是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所采取的增长模式，“简单说就是用投资来支撑增长，主要靠资本投入来实现增长。”他认为，到了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以后，先行的工业化国家，英国、美国、法国，这些国家就转向了现代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的特点不是靠投资拉动，而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所支撑的。
吴敬琏表示，“虽然‘十一五’已经决定了我们一定要转变增长方式，可是做起来很难”。他认为，一方面转变增长方式会影响现在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要做到靠效率提高来支持高增长，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另一个方面要转变增长方式，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体制不改，转不过来。”
吴敬琏还指出，当前外汇占款所导致的流动性泛滥是导致经济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关于汇率的问题有两点是各界关注的重点。第一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是否要市场化、是否要反映供求关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首要任务是让人民币真正浮动起来。“第二就是快慢问题”，吴敬琏表示，我们不要过于悲观估计人民币加速升值带来的问题，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并没有出现原来预计会出现的灾难性后果。禹刚
[论坛观点撷英]
■吴敬琏：体制不改，经济增长模式难转变。
■樊纲：世界贸易不平衡背后是美国的问题。
■蔡昉：落后与发达国家差别在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
■左小蕾：中国经济平衡有赖于人民币机制改革。
■张曙光：中国外汇储备达到两万亿将会怎样。
■曹远征：货币政策的关键在于人民币的兑换性。
（金陵／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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