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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周之内，有两份报告几乎同时公布，引起了外间的关注。一份是7月25日，国资委公布了中央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的数字：1~6月中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7433.8亿元，同比增长20.6%；实现利润3516.5亿元，增长16%。另一份是7月27日，全国工商联公布的2005年度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结果，调查显示，在过去一年中，虽然上规模民营企业数量和规模都有了长足的提升，但最大的500家民企赢利能力却在下降，每万元的销售净利率从2004年4.58%降为3.82%，资产净利润率从5.87%降为5.25%，人均利润率从2.89%降为2.61%。民营企
业中最大最强的一部分尚且如此，广大的普通中小企业、个体户更不待言。
两份报告摆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照。更重要的是，这形成鲜明对照的两幅图景之间，是有着内在的关联的。民营企业赢利能力的下降，固然与宏观经济的大气候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民营企业几乎全部都在竞争性领域，很少有企业掌握垄断资源。在竞争性领域中，原材料的飞速上涨和下游市场的激烈竞争，使高利润的时代一去不返。而国资委属下的众多中央企业则相反，它们之中的骨干，是煤炭、电力、石油、运输等行业内的垄断企业，对上游原料、能源的垄断给了它们滚滚的暴利。而这种暴利，正是建立在原料、能源价格飞涨，广大下游民企利润萎缩乃至亏损、倒闭的基础之上的。
一边是大量民营企业和个体户的亏损、倒闭、挣扎，一边是垄断企业利润、福利蒸蒸日上。近来公众对垄断部门收入分配不公的关注，往往只停留在员工高收入和“福利腐败”的层面上，而对垄断企业在源头上排斥竞争，依靠特权垄断资源，挤占公平创富途径，挤压民间创业空间，从而造成更为巨大和深层次的分配不公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种不公平长期得不到抑制，并且固化成为一种经济增长模式，而由于这种模式所制造和累积的大量社会矛盾，现在它自身也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不久前发布的《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的发展报告》指出，整个东亚都在经历“无就业增长”时期，中国的情况尤其严重。虽然国内学界辩称“无就业增长”这一说法“不严谨”，因为中国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十分庞大，但就业的增长远远没有跟上经济的高速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无就业增长”的内在根由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推行的政府主导、出口导向、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它既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地方政府政绩最大化的增长模式，又是一种创造就业岗位能力十分低下的模式，一方面某些政府部门为了短期经济效益，拒不落实国务院颁布的“非公经济36条”的相关规定，阻挡民营企业进入上游行业，维持甚至强化资源型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而另一方面，那些所谓不能实现地方政府政绩最大化的部门，比如民营企业、普通服务业，则受到有意无意的冷落和抑制。1999年~2004年，我国私人投资在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一直在15％以下，而国有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及重化工业领域，这些部门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其结果就是，能够创造就业岗位的民营部门、竞争部门获得的金融和公共服务远远低于那些排斥劳动力的国有部门、垄断部门。
可以说，行政权力介入市场竞争，垄断重要经济资源，是造成当前中国经济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等诸多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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