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毅中国式管理离不开“义”字

　　“教授和企业家，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两类人；现在，我把自己定位为前者”，在接受采访时，何志毅的第一句话就这样说。

　　这位企业老总出身的管理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在与记者的谈话中自始至终保持着学者的口吻，对自己在商场中的“战斗历程”十分低调，只是承认做老板的经历使自己的管理学研究受益匪浅。20多年的商海闯荡与学术研究给他带来的心得是：不 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管理不好中国企业。

　　自我定位——不是商人，而是学者

　　晶报：我通过各种渠道查阅了您的资料，发现您和很多经济学者不同——您做过很多企业的老总。东南电子公司总经理、

福建省计算机系统工程公司总经理、金科集团总裁等等。而且还当选过福建省优秀企业家和全国优秀青年厂长经理。这份简历完全可以看出您是一个优秀企业家。能否谈谈作为企业老总的何志毅？

　　何志毅：教授和企业家，从本质上说算是两种人的范畴。这两种角色是很难同时扮演的，因此，我选择把自己定位为前者。因此我不想更多地突出自己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形象。现在，我已经把企业里的职务全部辞掉了，专心致志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做教授，研究中国的企业管理、品牌建设。

　　晶报：实践出真知，做企业老总的经历会不会对研究经济学理论有很大帮助？换句话说，是不是应该提倡经济学教授都去做一段时间的企业经营管理？

　　何志毅：好处肯定是有的。在生意场上的工作经历，能够让你找到一种感觉，能够让你更快地找准企业家需要什么。因为做过企业的老总，我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综合感觉比较好，容易融会贯通，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不能说没有做过企业老总的人就搞不好经济学研究。很多学院型的教授通过调查研究，也可以成为某一个经济学领域的专家，比如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等。不能强求每个经济学家都要有企业管理经验。

　　学术研究——中国式管理只能摸索

　　晶报：据我所知，您目前重点研究的课题是中国企业的管理创新。近年来，从事管理学研究的学者可谓多矣，您有什么新发现吗？

　　何志毅：你如果去看一下中国的MBA、EMBA们学习的教材，就会发现，多年来他们学的全部是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几乎没有一点植根于中国的东西。这套东西能在中国起到多大作用，十分令人怀疑。

　　晶报：难道没有一些“普遍真理”吗？

　　何志毅：企业管理管的是人。西方人和中国人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西方的管理理念植根于基督教文明和法制社会。而中国人通常是在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

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西方人用字母文字，善于逻辑思维，中国人用象形文字，善于形象思维，中国人与西方人差别太大。用管理西方人的方法，不一定管理得好中国人。因此，在中国的企业管理上，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

　　晶报：所以要走自己的路？

　　何志毅：是的。其实很多跨国公司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惠普公司有一项制度：员工每年要向公司高层越级汇报一次，作为每年员工考核的重要依据。可是在惠普中国公司，就行不通了，因为在中国人的概念中，“越级上访”是一件很忌讳的事情。所以惠普中国公司就作了一个变通：改成公司高层越级向员工了解情况，结果很快就被中国员工接受。

　　晶报：这有点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微服私访”，似乎说明了不论是谁，在中国搞企业管理必须与中国文化相结合。

　　何志毅：没错。

　　学术展望——中国将有特色管理思想

　　晶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思想？

　　何志毅：中国的民族企业真正起步，是1984年前后的事情，至今不过20多年。对于一种管理文化的形成来说，这个时间段太短了。可是就在这20多年里，中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企业，比如联想、TCL、海尔，我觉得它们的管理水平丝毫不亚于发达国家的品牌企业。我估计到了2028年，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50年的时候，中国GDP应该已经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到那个时候，中国会形成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兼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企业管理思想。

　　人物档案

　　1956年生，祖籍江苏淮阴。复旦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教授、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北大企业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世界管理学学者协会联盟（IFSAM）理事等职。研究领域为战略管理、市场营销、企业文化，主编了二十几本案例集，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及多本著作。

　　曾经担任过政府干部、国有企业总经理、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董事长等职务，实践经验丰富。

　　精彩语录

　　很多中国优秀企业，其经营管理都有我党我军的传统。所以我认为，我党我军长期以来倡导的革命理想主义、群众路线等，可以给中国式的企业管理提供丰富的养分。

　　在中国搞企业管理，不能绕开“义”字，但是讲义气要讲到什么程度，这是要慢慢摸索的。要处理好“义”与“利”的辨证关系。

　　思想精髓

　　传统为中国式管理提供养分

　　之一：中国传统文化

　　晶报：那么中国企业管理思想应该从哪里来？

　　何志毅：我们必须慢慢沉淀自己的东西。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把古代文明延续到现在的民族。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是根深蒂固的。比如，西方人通常把“法”放在第一位；中国人通常把“义”放在第一位。在中国，即使你再有钱，如果被人说上一句“不讲义气”，立马矮了三分。因此，在中国搞企业管理，不能绕开“义”字，但是讲义气要讲到什么程度，这是要慢慢摸索的。除此之外，中国人还有个传统的理念：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思维依然存在。因此，中国的企业管理者要善于运用这些传统思维，准确把握员工的心理状态。

　　晶报：刚才您说的都是儒家文化的范畴，而近年来佛家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何志毅：是的，现在很多优秀企业家都对佛学很感兴趣。然而佛学讲究“一切皆空”，这与市场经济的追逐利润又有一些矛盾。如何利用佛学的营养调节企业内部关系，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之二：光荣的革命传统

　　晶报：除了民族文化传统之外，中国的管理思想还可以从哪里挖掘？

　　何志毅：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这个观点可能有些另类，但是你发现没有，很多优秀的中国企业家，柳传志、王石、张瑞敏等等，都是共产党员。前两位还是军人出身。我党我军为什么能够成功？而且是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形势下成功，是很值得研究的。面对强大的对手敢于“亮剑”，不断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很多中国优秀企业，其经营管理都有我党我军的传统。所以我认为，我党我军长期以来倡导的革命理想主义、群众路线等，可以给中国式的企业管理提供丰富的养分。

　　晶报：可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讲究这些东西，能不能被人们接受？

　　何志毅：实际上这些东西并不过时。革命理想主义、讲究多奉献少索取，正是不少优秀企业的管理者正在做的。例如王石在万科那么大的企业当董事长，但是他从来不追求占大股份，甘心做一个职业经理人，这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关键问题

　　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

　　晶报：其实革命传统从广义上说也可以归于“义”的范畴。中国有一句古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果把追求“利”的都归入“小人”范畴，是不是与市场经济追逐利润的原则相悖？

　　何志毅：要处理好“义”与“利”的辨证关系。中国人对“义”的追求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心中“义”的化身是关公。他讲义气讲到什么程度？居然在华容道放走了曹操！而他的主子刘备竟然没有怪他。关公是因为讲义气才这样做的。我认为企业管理要追求“利”，但是也要提倡“义”，一个惟利是图、见利忘义的企业，不会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好企业。

　　晶报：但是企业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难免会做一些不太讲义气的事情。比如联想在前两年就突然搞了一次大裁员，搞得很多员工叫苦不迭，这是不是违反了“义”的原则？

　　何志毅：市场经济是有淘汰机制的，企业本身有新陈代谢的需求，因此裁员是不能完全避免的。这不能简单地说“不义”。不过，企业管理者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要尽量兼顾到“义”。有的企业在日子好过的时候大肆招人，稍微遇到一点挫折，除了裁人之外没有别的主意。这样就会影响企业的人心。即使为了企业发展不得不裁人，也要注意方式方法，尽量给人以出路、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