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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世界史证明，农民本该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受益者。
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如同城镇职工下岗，试图再找饭碗更难。7月23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人公开披露，国内失地农民累计已超过4000万人，大致占到农民总量的5%左右。问题之严峻更在于这一总量还将持续扩大。该负责人进一步披露，未来5年间，失地农民每年仍将以300万的规模持续递增。然而，这只是基于“十一五”规划的计划征地规模所作出的
预测，约束条件是，各级政府严格执行征地计划……若考虑到违法占地之屡禁不绝，5年再增1500万失地农民，恐怕只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数字。
国内目前尚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初期，可控、适量地占用农地是不可避免的。近10年来的严峻问题继而演变为突出社会矛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占用农地普遍失控；其二，失地农民的基本生计得不到最低保障(谈有效保障还是奢望)，导致群体事件愈演愈烈。
近现代世界史证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国家现代化的两个轮子。倘若有民主政体和规范的市场体制作保障，农民本该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受益者。不但是普遍的受益，而且还是不同社会群体中最大的受益群体。而国内的情形是，农民就其总体而言成了“两化”进程的双重受损群体。这样的利益受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形态不同，先期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些年则越来越呈现为“失地”和继续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三无农民”是对“无地、无业、无保障”农民的俗称。对失地农民基本生计的关注，包括最低的人文关怀，中央政府急，地方上犯困，见诸媒体的舆情表达频率颇高却有点儿言不由衷。
对农地没有所有权，农民就不可能成为征地交易的市场主体，国内也就缺乏建立于供求关系之上的农地征用交易的市场基础。如此一来，农民失地后生存成本就不可能主要由征地款予以消化，从而使农民失地的成本集中表现为外部性。当成本积累超越临界点时，国家和全社会就得为维持稳定买单。
随着社会稳定压力的加剧，从上到下都看到了改革现有农地制度的迫切性，难题或者说顾忌在于，此项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除了要有伤筋动骨之勇气，还受改革时机的直接制约。
对“三无农民”的低保，越往后拖社会成本会越高。我们看到，就重视程度、进取态度到具体政策举措，上海从2004年起率先在国内推开的“镇保”(失地农民基本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障)是一种可行的模式；浙江推行农民低保全覆盖，力度似乎也不小。再就是江苏急起直追，广东紧随其后。(鲁宁)
（卓珩／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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