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林
7月26日中青报“冰点周刊”以《星条旗旁的红色干部》为题，对四川省组织工作创新中新颖的“干部外训模式”进行了点面结合的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副厅级干部，在省委组织部的安排下，进入美利坚合众国两个州的州政府部门担任经济发展厅厅长助理、公共服务委委员助理等职务，中方称为“顶岗实习”，美方称为“影子工作”，担任助理
职务的中国官员像影子一样全程跟随厅长参与各项工作，近距离体验美国政府的运行。（7月26日《中国青年报》）
从报道来看，这些“影子”通过耳濡目染的实践性政务参与，对公共管理技术、公共服务理念和政府运作都有了更开放和理性的认识，习得了许多让国人耳目一新的政务理念，有些经验甚至起到了立竿见影的冲击效果，比如该省省委组织副部长立马采纳了“高效会议”经验。不过，相比“干部外训”这些显在的成果，笔者更看重其内在的制度冲击效应：派官员到公共管理更先进的政治系统中担任职务接受实践性培训，这种开放、高效的外训模式将对许多既有的培训体制形成冲击。
我首先想到的是，对传统外出考察型培训模式的冲击。这种考察型模式最早应该是晚清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光绪皇帝派几位大臣赴西洋东洋考察发达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后来中国各种层级的外出“学习和培训”差不多都依赖这种考察路径，以个人的外在观察和理念学习为主，或对典型进行参观访问（比如考察某国的奶牛养殖），或接受外方理念性的培训（比如参与哈佛的政府管理培训），老百姓统称为“出国考察”。
不可否认，这种外出考察型的官员培训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吸纳先进制度文明起到过不小的作用。可是，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考察型模式越来越显落后，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许多经验和信息在网络上可以查询到，根本无须耗费巨大成本出国就可获得；一方面，今日中国不比以往，制度文明已经上了一个层次，仅通过几天外在考察所获得的浅层次经验已远不能满足改革需求。这种情况下，考察型模式越来越异化为一种出国旅游，出国成为一种福利，考察成为挥霍公费的一种形式。北京市长王岐山就痛斥过这种考察腐败：许多官员动辄赴南斯拉夫考察奶牛，许多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
“顶岗实习”的干部外训则提出了一种替代模式，既然官员可以通过直接像影子一样参与异国政府工作获得更直接和深刻的经验，浮光掠影、走马看花、浅尝辄止、甚至借机腐败的出国考察还有多少存在的价值，显然，出国考察的合法性受到了一种先进模式的拷问。
另一方面，官员以切身体验的方式全程参与各项工作获得各种先进经验，会使这些经验更深刻地“嵌入”政府体制改革中。过去这些经验往往是以知识精英灌输的方式传播给官员的，但效果并不太佳。原因是：其一，由于置身于政治实践之外，一些专家学者动辄“西方这方面如何”、“人家多么先进”的经验介绍往往带着许多脱离国情的想当然色彩，不同的体制下，狮子能跟老虎学什么呢？强制嫁接过来只会发生水土不服；其二，由于官员处于被动的灌输角色，对来自外边的这些带着教训意味的“人家西方如何如何”的传播常会产生排斥和逆反心态。
而“干部外训”则开启了一种官员主动获取先进管理经验的过程，由于官员置身于两种体制的实践中，“先进经验”会更适应中国政治实践；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是官员自己主动的选择，当其将这种实践在内部进行推广时，阻力会大为缩小。一个典型的例子时，当外训官员赵世勇提出改革会议制度的建议后，当即被采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