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落后与发达国家差别在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

    2006年7月22日-2006-7月23日，第二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在青岛田横岛隆重召开。会议主题为：“中国经济发展内外平衡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樊纲、刘鹤、张维迎等50人论坛的专家参加了研讨活动。以下为经济50人论坛成员蔡昉发言实录。

　　蔡昉：我这个发言不是研究报告研究结果，而是对老余，晓西的演讲的一个感想。我一直在从事国内发展中是比较长期的一些问题，联系到国际平衡问题，正好冲击一下我自己对国内问题的思考，所以今天我谈的是我的一点体会。

　　一个就是说大家提的问题中涉及到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即一个发达经济和一个不发达经济，它们的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直接的表征就是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只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过去也有发展经济学说讲贫困的恶性循环，我们最后证明这个贫困的恶性循环是解不开这个套。还有一种说法是资源禀赋结构的不同，有的国家资本丰富，有的国家劳动力丰富，还有的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但是我们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分析，每个国家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都可以发挥优势，因此也不能说是一个根本性的差别。但是我的一个感觉，我们现在的观察，(这可能不能构成一个理论，)一个落后经济和一个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别在于资源配置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别。

　　我们所说的中国的失衡，是指我们现在面对国际的失衡，继而导致国内的失衡，看上去全是问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它在布局上说，它是牺牲一部分资源，或者说让出一部分利益来赢得增进我们资源配置的能力，这是第一步。接下去我们再通过一系列的调整，再转到提高这个资源配置的能力，在国内也好，国际方面也好。我觉得它积极的意义也就是这一点，这样也就是说我们

中国经济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增长、调整、再增长、再调整这么一个过程。迄今我们还没有达到这种能力，能够通过国际博弈进行一次性的完美的调整。

　　如果说中国不发达的核心是它的资源配置能力弱，资源配置效率低，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回答老余刚才提出的几个问题。就是说中国资本在输出，贸易大规模的顺差，用我们廉价产品去补贴美国人，那么这个实际上出于同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我们让出利益来赢得我们自己的能力，因为我们自己不具备，在国际竞争意义上说不具备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因此，我们把钱输到那儿，让人家去配置，或者把人家的钱输进来，其实输的不是钱。我们这几年都在说我们不缺钱，不缺投资，我们为什么还要引？我们实际上引进的是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因此我们处在这个阶段，中国处在一种不平衡中，在某种程度上它有这个条件，是因为美国也是不平衡的，跟我们形成了一个互补，互相抵消，我们各自赢得了自己的利益。它的核心是说，我们增进自己的资源组合能力，同时我们维持自己的经济增长源泉，我想是这个意思。因此来说我们引进FDI也好，资本输出也好，它可以说解决了这样几个问题，刚才老余也提到了。

　　比如说我们的金融压力，我们的金融抑制使我们不能有效地组合资源。我们即使可以买技术，买技术很好，买管理也很好，买了以后我们不会用。同样的比如说我们治理结构中，我们体制中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让别人用我们的资源，边际上来进行体制的改革，进行治理结构的调整。那么从这样来看，我们利用了世界经济中的不平衡我们没有吃亏，迄今为止我们把握了这个机会。我们不具备资源配置能力，其实我们从中国中小企业，也就是说改革以后新生出来的企业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比如从乡镇企业看，最初是苏南模式，苏南模式曾经利用原来那种体制，发挥了有别于国有企业的组合资源能力。后来是温州模式，利用民营经济机制配置资源形成竞争能力，再以后，可能要利用外资帮助我们组合资源，就是珠江三角洲模式。再接下来更高一层的资源配置效率，后来达到长三角的模式。这个是在不断的利用国际的不平衡，然后造成中国的一个平衡。中国和美国抵消以后实际上是一个平衡，达到了一个平衡或者说一个均衡。

　　这就是一个背景，这个背景问题在于中国经济是很典型的，必须增长，为了增长，我们必须调整。也就是说在这种不均衡的条件下，我们怎么进行调整？在大的国际经济格局条件下，我们进行经济调整又没有什么新的特别的特征？刚才张老师做了一个预测，但是我觉得这个预测你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因为我们做国内的研究有一个新的体会，就是从劳动力市场，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发现中国面临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什么呢？我们过去学发展经济学，读那些文章的时候，没有感性的认识，只是从书本上知道，有一个“刘易斯转折点”，把过去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终于吸纳干净了，剩余劳动力的澡盆淘干了，从而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中国现在到了这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到来而且我认为有确凿的证据。那么到了这个转折点以后，好多预测可能和过去不一样了，因为你过去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过了这个转折点或者到了这个转折点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库兹涅茨所谓农业经济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差别。也就是倒U字型曲线的顶端也到了，我比较乐观，讲收入分配可能也有一个新的启发。

　　这个证据是什么？第一，人口的结构告诉我们，过去我们有两个因素的作用，一个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让人们不太生孩子了，生孩子成本高了，这个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二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即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降低了生育水平。过去我们总是看人口总量，实际上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人口问题应该看人口结构，也就是说从80年代开始，其实更早的时候是从60年代开始的，人口结构越来越倾向于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占的比重。老龄人口老化一度比较慢，结果导致了两个，一个就是劳动力的供给非常的充分，而且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并不是说中国的劳动力便宜，而是说中国的劳动力素质高，假如我们控制了中国劳动力素质的话，在同等情况下，中国的劳动力是非常便宜的。

　　还有一个我们知道，人的生命周期对人们的消费储蓄是有影响的。由于我们整个人口结构把它看作一个人的生命周期，它是生产性最强的时期，因此我们保持长期的高储蓄率，使我们资本供给得到了保障。因为过去我们在分析不好的预期，有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影响，不管有什么影响，你得有一个储蓄得以实现的基本面因素，这个应该就是人口的结构。我们曾经做了一个调查，叫做“人口红利”。从80年代到目前，我们中国经济增长中有四分之一来自于人口红利，也就是说是人口结构的影响。我们用的所谓的人口指标就是总抚养率，总抚养比。也就是说一个百分点人口抚养率的下降导致零点一几人均GDP的增长。但是中国人口的抚养比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2013年结束，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在它的强弩之末，2013年之后就反回去了，假如我们模型还成立的话，每个百分点人口抚养比的提高就会导致零点一几人口的下降。

　　现在劳动部的人天天说一年有两千多万人需要就业，我说中国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净增量现在只有1000万左右，现在实际上逐年减少，大概在若干年之内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量就是零了。那么从现实中看，我们看到珠三角地区的民工荒持续，而不是技工荒。刘易斯说，我讲的永远是普通劳动者，不是技工。中国也是，现在的民工荒不是技工荒，现在不只是珠三角，长三角也有，你到安徽一个山里，一个劳务输出的县，你到那儿县长会告诉你，我们这儿缺工缺的很厉害，就是缺普通的工人。现在我在南水北调一线锻炼，当业主，施工单位告诉我，过去一两年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是前所未有的。所有这些因素，长期人口结构变化的因素，短期是劳动力的缺乏，实际上给我们一个信号，剩余劳动力的澡盆差不多要掏干了。

　　张曙光：我插一句，我觉得蔡昉有一个因素没有考虑到，中国的人口特殊的波动，咱们几个剩余高峰，在文革时期的剩余高峰现在马上要进入就业高峰。而这个问题你从就业高峰来看可能今年差不多开始，最高峰2008年是2500万。这个波恐怕是一个人为的，咱们政策造成的结果。你如果从一半来看是刚才这个结果。

　　蔡昉：张老师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两个观点我觉得可能受到两个相关部门的影响。一个是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员会，还有一个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计生委从它工作角度来说，我们确实有一个生育高峰的变化，大家猜测在2020年之前可能还会有一个高峰，但是也不是特别肯定的。但是对于计划生育工作者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压力，他们把这个叫做“人口反弹”，这个也是计划生育工作不能随便放弃的一个理由。但是对于人口结构来说，这个影响是比较小的。比如这个影响，这个生育高峰的出现可能影响是20年以后，他们进入了就业市场。

　　张曙光：以前的生育高峰正好是现在就业的高峰。

　　蔡昉：还会有一个生育高峰，那个时候绝对是劳动力短缺的。现在的就业的高峰，我们已经包含在现在看的劳动年龄人口结构里面了，他们没有突出出来，现在我们就在这个高峰上，即使在这个高峰上，我们每年劳动力的净增量是在递减的。还有所谓的2500万这个数据来得有一点莫名其妙。

　　张曙光：这几年正好是原来那个递减的，现在是从今年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蔡昉：我们看到的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做的预测，事业单是中国人口信息中心做的预测，联合国人口基金做的预测，现在基本上都可以预测到2050年。我们看到大概劳动年龄人口大概在几年之后不再增长，以后不再回到正数上。对我们对于阶段性的判断，至少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确实不敢下结论，昨天我们讨论，我们一直在怀疑说我们还有一亿五千万到两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底有没有？因为农业部搞阳光工程，就是培训外出劳动力，但是基层做这个工作的同志反映回来的信息，他们也不敢直接跟政府反映，但是我们学者就会说，因为你跟政府反映钱就不给你了。他们跟学者说，你让我培训的人是不存在的，该出去的人都出去了。现在我们从沿海地区用工的情况看，非常普遍的出现什么情况呢？民工的年龄越来越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低，这和你整个发展的趋向不一致，原因是什么呢？原来不该出来的那些人现在也都出来了，对他们有需求。因为我们面临比较根本的转折，实际上我们有一个说法，我们进行国内国际平衡问题的调整，是在一个新的、特殊的阶段上进行调整，那么这些调整给我们很强的不同点。一个我们过去讲刘易斯，刘易斯讲的是封闭经济，只有进入到刘易斯拐点之后才进入到开放经济的分析。中国从一开始大幅度转折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了，它可能是我们现在的矛盾所在，我们的国际贸易摩擦，逼我们升值的压力，同时也是一个条件，因为你不是重新的介入，或者说努力的介入到国际调整中，这是一个优势所在。

　　最后我想讲，对于解决内外失调问题，大家有很多政策建议，例如用

人民币升值的办法，采取对FDI新的政策等等调整去做一些对失衡的纠正。但是有中国经济内在的东西，它已经在推动了这个调整。比如说第一我们看到劳动力成本在提高，我写了一个东西讲三种工资趋同，一个是农民工资在提高，大学生工资下降，再就业的职工相对于原来来说在下降。但是民工的工资，反映了中国长期工资的变化趋势，它是升高的趋势，而且这个升高速度可能还会加快。另外我也做了国际比较，中国的绝对工资水平确实很低，低到前几年还在美国制造业工资的2.9%的水平上，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它的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我看了转轨国家，看了不发达国家，看了OECD国家，中国的制造业工资上涨速度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是最快的，今后我猜想还是会再加快，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由于我们人口结构的变化，这只是猜想，我们的储蓄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不会像过去那样的增长，但是我们不敢肯定，在一个中期的范围内我们还不能肯定，长期是肯定的。再一个是全要素的生产率赶不上经济转型的要求。刚才张老师讲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主要是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不是真正效率的提高。我们对美国平衡的互补，加上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有高储蓄率的情况下，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转折，我们不能把经济增长转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去，这就会有很大的麻烦。

　　再加上国际国内政策调整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可能讨论更多的是我们面临的国际压力和我们国内看到的失衡现象我们怎么做调整？这些调整更多的是政策上的，好像是杠杆移动可以调整。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我们经济自身有好多自然发生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更根本，使你经济的调整是更自然的，更阶段性的。那么国际政策杠杆的调整反过来我认为更多的应该转向提高生产率，至于利用人民币升值进行调整，我认为趋势是对的，但是应该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