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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民
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与发展成为中国最抢眼、流行频度最高的两个词语。作为中国整整一个时代象征的改革与发展，就其基本目标来说是完全一致的，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两者就总体而言应当呈现出一种同步推进、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状态。尽管如此，但是，改革和发展两者的位置还不是等量齐观的。我们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发展而进
行改革，是为了让全体人民生活水准不断得以提升才进行改革。改革的基本目的是要破除旧的观念、旧的体制，通过与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制度与政策环境，从而有效地推动发展，实现发展，使广大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准不断得以提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就两者的关系而言，改革是手段性的事情，改革应当从属于发展、服务于发展。所以，能否有效地促进发展，便成为评估改革成效的最为重要的尺度。
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中国现阶段，改革和发展出现了某种背离的迹象。人们有时存在这样一种似乎是矛盾的感觉：一提发展，似乎就意味着人们会得到些什么；而一提改革，人们的态度则要复杂得多，不少人感觉在改革中自己可能要失掉些什么。这进而造成一种似乎是矛盾的现象：人们普遍认同发展，但不少人却不一定认同改革。现在几乎没有人反对发展，但确有不少人在某些范围内不赞成改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与改革有时没有很好地统一起来，有时许多社会成员并没有通过改革而相应地得到由发展所带来的益处。
改革和发展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背离的现象，究其原因，是改革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改革同民生问题之间出现了较大程度的脱节。中国2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更是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成就。这些年来，中国以对外开放取代了以往的闭关锁国，以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日趋强盛的今天。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也是一个简单的常识。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改革也出现了一些失误。这些失误主要表现在：同民生问题直接相关的改革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同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市场经济迅速推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民生状况的改善明显滞后。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最终消费率逐年走低。最终消费率是一个能够反映民生总体状况的重要指标。2004年，中国的投资率达到了自1978年以来的最高点44．2％，中国经济对于外贸的依存度也创下了新高，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消费率却创下了自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53％。其二，反映民众生活状态最重要的几个具体指标很不乐观。对于民众的基本生活而言，教育、医疗、住房是最为现实和最为重要的事情。近年来，教育、医疗、住房三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例迅速攀升，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中均已达到了1／4左右，教育和医疗支出分别比1997年的比例提高了7个和5个百分点，明显地加重了民众的生活负担。教育、医疗、住房方面的问题已经被人们称作“新的三座大山”。其三，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状态更是不容乐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就总体而言，农民缺乏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例如，农村有87％的农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要完全自费负担医疗。另外，公共资源用于农村的比例过小，很不公平。例如，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占总人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
显然，民生的基本状况能否得以改善，是衡量改革和发展两者是否有效地实现一体化的一个关键因素。道理很简单。发展的基本目的和基本宗旨是要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准不断得以提高，换言之，民生基本状况也是改革的基本目的和基本宗旨。民生基本状况如若长时期得不到改善，其负面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会延误或扭曲发展过程，会程度不同地抵消发展的成果。其一，会使发展的基本目的和基本宗旨难以如愿以偿地实现。民众是改革发展的推动者，也是改革发展的受益者。如果改革只是让一小部分社会成员富裕起来，多数人的基本状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那么，这既违背了发展的基本宗旨，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全运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其二，会削弱发展的动力。从宏观的角度看，社会是社会各个阶层共同组成的一个共同体。各个阶层对于社会是否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数社会成员在基本生活状态方面的改善程度。民生状况如果长期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那么，就会降低民众对于改革的认同感，其进一步的结果是，不但会使改革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而且还会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失去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从中观的角度看，民生状况如果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那么，这个社会的内需拉动力便会被严重削弱。其三，对于社会的安全运行也会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不能否认的是，我国现在的社会安全运行已经呈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群体性事件有加重和扩张的趋势。只要认真分析一下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就会发现，几乎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由基本民生问题得不到应有的满足所引致的。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看法：中国现阶段确保社会安全运行的关键在于解决中国的基本民生问题。除此之外，别无良法。总之，改革能否成功，能否同发展保持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生状况能否得到应有的改善。
显然，中国的问题不是改革是否进行的问题，而是如何有效推进改革、如何防止改革出现歧路的问题。在中国的改革初期，改革之所以得以顺利推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其重要经验就在于当时的改革与发展结合得很好，改革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当时卷入改革过程中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成为直接的受益者，从而使改革为民众所广泛认同。毋庸置疑，现在的改革虽然同当时的改革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所面临的任务比改革初期的任务要复杂艰巨得多。但是当时的重要经验对于现在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如何才能有效地使改革和发展两者一体化地推进，使改革有效地促进发展，而防止改革和发展之间的背离？就此而言，需要做很多事情。其中，特别需要做好这样三个方面的事情：
其一，在改革进程中必须真正地确立起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这里所说的人是指全体人民，而不是少数人。人民是改革发展的推动者，也是改革发展成果的受益者。发展以及改革的基本宗旨就是要让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反思这些年的做法，人们在推进改革进程时，有时只是注重民众对于改革的承受力，而往往忽略了改革的基本宗旨和基本目的。这种做法一旦变为常态化、固定化，势必会使改革与发展之间出现背离的现象。因此，必须牢固明确改革发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出发点。
其二，在改革进程当中必须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固然，基本民生的大幅度改观，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问题在于，基本民生的逐渐改善在改革每一个具体阶段当中都应当有所体现。不能将民生改善问题放到一个遥远的未来。我们现在强调要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而将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落实到实际工作当中，就是要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就是要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具体之就是，在改革过程中，应当将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如社会保障、免费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体系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并进行富有成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等等。
其三，在改革进程中必须合理安排好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应当如何安排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应当看到的是，公共投入的基本目的和基本职能是要满足民众的需要。再进一步看，民众的需要又分为不同层面的需要：有基础层面的需要，有次基础层面的需要，还有一般层面的需要，其中民众基础层面上的需要属于基本民生的问题。而在公共财力一定的条件下，公共投入对于民众这些不同层面需要的满足应当是按照梯度型满足的路径进行，即：先满足基础层面的需要，再满足次基础层面的需要，再满足其他层面的需要。而基本民生问题属于民众基础层面的需求。基于前述几点看法，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就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而言，应当以基本民生为基本着眼点，以基本民生问题为优先。现在要特别矫正和防止本末倒置的做法，即：将豪华性的公共建设以及过高的行政成本作为公共投入优先考虑对象，而将基本民生问题放到了一个十分冷落的位置。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一个想不想去做、如何去做的问题。2005年，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已经突破了3万亿元，如果再加上预算外的财政收入，我国实际的财政收入应当在4万亿元左右。在这样的条件下，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初步解决基础性的民生问题应当说是能够做到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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