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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将环境代价排除在国民收入的账户之外，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成本和收益事实上已被严重扭曲。
日前，英国“新经济基金”联合该国“地球之友”搞了个《幸福星球指数》报告，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了次“幸福”大排名。排名榜里，中国人民的幸福程度排在第31位，在亚洲国家里仅仅排在越南（第12位）的后面，比日本（第95位）、韩国（第102位）和
新加坡（第131位）人民要幸福得多。
比较跌眼镜的是，依该报告，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是瓦努阿图———南太平洋上一个80多个岛屿组成的小国。而8国集团的成员则全部被排在了50名以外，英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幸福程度更是被排在了第108位和第150位。
据说这个排名在标准上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其他幸福指数标准，更多地考虑了“获得幸福的投入产出比”———在指标计算中，更多地考虑了生态环境的因素。组织者说，“结果显示出对资源的高度消耗水平并不能与‘幸福’直接划等号”。
尽管很多媒体和学者对之多予诟病。比如说，他们认为这个报告过于忽视了个人的收入水平对“幸福感”的作用，让人产生了收入越高、经济越发达国民越“水深火热”的印象。但在我看来，这个排名还是有其相当的价值的，比如，幸福星球指数肯定了对地球资源低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肯定了绿色经济的价值取向，肯定了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效利用资源”的国家或地区，因为他们花费最少的资源却让人们过上最幸福的生活。这些，难道不是我们要乐观其成的东西吗？它与以“节能”战略和循环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如此不谋而合！
说到幸福指数，其实并非那么值得怀疑。世界上有很多正统的学术机构和严肃的学者在致力于这样的研究。比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卡内曼和经济学教授克鲁格，就对此有过很有影响力的研究，他们将其命名为“幸福经济学”。
将幸福指数引入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像对待GDP那样，将“公民的幸福感”的程度纳入地方政府的责任目标，有没有可能？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在发言时就表示过，要把当地人民的“幸福指数”纳入对政府工作的考核。看来问题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么荒诞，关键可能还在于“以GDP论英雄”的官员政绩考核机制和全世界范围内的GDP崇拜。
GDP曾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率一起，成为衡量一国经济景气、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依据。但GDP崇拜带来的后果也不可小觑。由于长期将环境代价排除在国民收入的账户之外，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成本和收益事实上已被严重扭曲。
既然GDP只能对经济生活中那些货币化了的部门进行评价，而不能对资源损耗与环境退化加以计量；既然GDP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当前和未来的净福利变化，不直接体现公民关于幸福的终极诉求，何不将幸福指数彻底取代狂热的GDP崇拜？（唐旺盛）
（卓珩／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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