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南下，禽北上”，一着资源与生态的妙棋？

　　■本报记者陈宏伟

　　2006年起，王强的身份由养鸡场老板变成保险营销员，每天不厌其烦地给潜在客户打电话。

　　时间一长，王强真有点烦了。

　　“其实我还是喜欢养鸡！”7月5日，王强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王强搞养殖有些年头了，最辉煌时摊子搞得挺大：老家河北衡水有5亩多地的养殖场，养过70来条狗、20多只羊、800多只鸡；北京妙峰山有13亩地，最多时养过15000只鸡。光是妙峰山这块，2005年就净赚11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4月到10月，王强作了一个大胆的养殖探索——到内蒙古的草原养鸡，结果以“暂时的失败”而告一段落，原先的积累也赔进去不少。

　　“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几个合伙人之间关系没处理好。”王强说。

　　正因为如此，王强非常渴望、也相信自己能东山再起——回到草原养鸡。

　　这些天，他正和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博士李永庚联系，希望李能帮着解决一部分让他“东山再起”的经费。

　　“我们本身的科研经费都很紧张，拿不出更多钱来支持王强。”7月18日，李永庚对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不过，王强干的确实是件挺有意义的大事。”

　　王强在内蒙古养鸡期间，李永庚在王强鸡场所在地——内蒙古正蓝旗——挂职担任科技副旗长，他对王强的事情很清楚，也曾给王强提供过帮助。

　　相比李永庚而言，长期从事草原生态保护及草场恢复研究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对于草原养鸡有更深入和更系统的见解。

　　在蒋高明提出的一套“畜南下，禽北上”理论中，草原养鸡是“禽北上”部分。

　　简单说，“畜南下，禽北上”就是将牛羊养殖放在南方农区，家禽养殖迁到北方牧区，以达到经济上更加合算、生态上更加合理的目的。

　　比如从生态上讲，“畜南下，禽北上”，一方面可以解决目前草场过度放牧、草原生态恶化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尽可能将农区农作物秸秆转化成饲料，有效利用的同时，避免秸秆焚烧带来环境污染。

　　2006年6月22日，北京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看到“北京的蓝天止于河北焚烧秸秆”的报道后，很感慨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蒋高明的畜禽养殖地互换的设想如果成功，那真是一着资源与生态的妙棋，是一件了不得的大好事。”

　　“我这想法和袁隆平的创举本质上有相同之处，就是尽最大可能利用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光合作用的产物。”6月30日，蒋高明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畜南下，禽北上”能解决什么问题

　　和王强一样，蒋高明也想找钱。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蒋高明对本报记者说，“如果我有钱，想分别在牧区和农区设两个点，牧区养鸡，农区养牛，综合经营。一旦搞成功，有了示范效应，推广起来就容易了。”

　　不久前，蒋高明在一次研讨会上，把“畜南下，禽北上”的思路向在场的有关部委官员和盘托出。“他们听着感兴趣，但出于种种考虑，一时拿不出钱来搞实验，我也能理解。所以必须自己想办法，总之，科学家不能光凭嘴皮子说服人。”

　　但在开始之初，在找钱时，还只能靠嘴皮子。

　　汪永晨对蒋高明表示支持。2006年6月的最后一天，她与蒋高明一起找到福特基金“磨嘴皮子”，希望能获得资金支持。

　　那天，回到自己办公室后，蒋高明又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重复了一遍他们试图用以说服福特基金的理由：

　　我国共有各类草地（典型草原、高寒草原、荒漠化草原、草甸草原等）60亿亩，占整个国土面积的41％。全部草原每年生产的生物量只有约3亿吨（干重），饲养着数量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牛羊。按照生态学的定律，只有当10％左右的草（约3000万吨）被食草动物消费时，才能保障草原生态系统不退化。然而现行草原流行的载畜量计算是有问题的，是将草原生产干物质的60％以上让牲畜吃掉了。多年的超载放牧造成了我国90％的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成为危害国家生态安全的沙尘暴的源头。

　　与此同时，全国18亿亩农田，每年除了生产约5亿吨粮食外，还生产7亿多吨秸秆。所有秸秆中，畜牧业利用占20％，工业利用占1％，废弃或焚烧占79％（约5．5亿吨，为草原合理供草量的18．33倍）。这些秸秆本身就是优良的牧草，如果被牛羊吃掉，再通过粪便或沼渣还田，还可以增加地力。这样，全国10亿多只标准羊单位的“口粮”仅秸秆一项就能全部满足，甚至当国民消费水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动物性蛋白不足世界人均的三分之一，牛奶不足四分之一）的时候，农区巨大的秸秆饲料也能满足。

　　“我国广大草原区因缺草过度放牧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退化，不仅对生态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也制约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广大农区的废弃秸秆焚烧不仅造成了宝贵牧草资源的浪费，也严重污染了环境。‘畜南下，禽北上’，就是将牧区的牲畜转移到秸秆过剩的农区饲养，将农区集中饲养的家禽转移到草原牧区散养。”蒋高明说。

　　王强的“禽北上”探索

　　无意间，王强成了蒋高明“畜南下，禽北上”理论的实践者。经过对王强草原养鸡（柴鸡）实验的研究，蒋高明认为，“实践上完全行得通。”

　　对于王强而言，到内蒙古草原养鸡，只是想以更少的投入，生产出品质更好的鸡，挣到更多的钱。

　　“如果不是合伙人关系出问题，我完全能达到这些目的。”王强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王强去草原养鸡的念头早已有之。2001年开始，他就在河北的养殖场试验让鸡吃青草和虫子，部分替代饲料。

　　为了捉虫，他设计了一个装置：在一个小水池上放一盏灯，虫子奔着亮光来，掉到水里就成鸡的食物了。

　　“试验取得了成功。一段时间后，明显发现鸡吃饲料减少，长得还快了。”

　　2005年春节一过，王强与另外两人合伙，开始实施草原养鸡计划。

　　地是其中一个合伙人找的，600亩左右。三个人每人拿出4万块钱，建鸡棚、购鸡雏、买饲料（草原养的鸡也有三分之二食物是饲料）、雇工人……6月初，16000只鸡分两次进场，鸡场正式开张。

　　由于受禽流感影响，这茬鸡没挣到什么钱，加上合伙人之间产生矛盾，试验算是失败了。

　　但王强坚持认为，他通过这一试验，已经掌握了草原养鸡的技术，投入产出也不成问题。

　　鸡顺利长成已经表示技术上不存在问题；经济上，王强给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粗算了一个账：

　　相对内地养鸡而言，在草原养鸡，每只鸡会增加0．3元雏鸡运输成本和0．1元饲料运输成本，但可以节省1／3的饲料消耗，总的算下来，直接成本将降低2至3元钱。由于草原养鸡饲养周期要适当长一些，人工费和管理费相应增加，加上成鸡离消费区较远，分摊了经销商的一些运输成本，所以，“和内地相比，每只鸡纯利润最终差不多。但由于每只鸡饲养成本更低，单位资金可以养更多鸡，所以还是比在内地养要划算。”

　　王强没有去比较同样面积的草原养牛羊与养鸡的差异，李永庚对此则比较清楚。

　　7月18日，李永庚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以500亩草原为单位，如果用来养牛羊，合理养殖量应当是50个标准羊单位（即50只羊或10头牛），眼下通常载畜量是合理养殖量的2倍，即10头牛（合50个标准羊单位）加上50只羊。按照这样的养殖规模，牧民每年可以获得净利润1．5万元；

　　如果养鸡，500亩草场可以养1万只鸡（每亩20只），按每只鸡获纯利润5元计算，总共可以获得5万元。

　　这里，养牛羊获得的1．5万元是以过度载畜、破坏草场为代价的，否则，500亩地只能挣7000多元钱；而根据王强的说法，一亩地可以养的鸡远不止20只，“100只还差不多”。蒋高明的算法则是：每亩草场可养50鸡，增加收入500元，是传统养牛和羊的100倍（目前退化草地的畜牧业产值不足5元／亩）。

　　李永庚说，目前全国养鸡数约为47亿只，平均下来，如果在每亩草原上养一只鸡，就足够满足全国消费需要。

　　当然，这只是理论假设。实践中，以牧区一个自然村通常拥有10万亩草场为例，只要拿出1％即1000亩草场用作养鸡（不养牛羊），就既可以保证牧民收入不减少，又能有效缓解目前草场载畜量过高的问题。

　　“养鸡对草原生态的破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李永庚说，“不过，最好每年转一次场，以保证草原土壤结构、生物多样性能自行恢复。”

　　“草原养出来的鸡品质肯定更好。”蒋高明说，“目前，农民们将鸡的生存空间缩小到几层至十几层的铁丝笼子里，喂养所谓的添加剂使其‘速肥’，将生理周期由散养的200多天缩短到不足45天。这样产出的鸡肉，连养鸡户自己都不吃。违背生物规律的养殖和滥用饲料添加剂，给国家的食品和卫生安全造成大量隐患。禽类健康生长所需要的大量自由生存空间不在内地的农家院、更不在铁丝笼里，而在广阔的草原。”

　　“畜南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正如汪永晨注意到的，“北京连续14日蓝天止步麦秸浓烟”的报道称，由于河北部分地区大面积焚烧麦秸，造成的烟雾飘移到北京上空，严重污染了京城空气。

　　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表明秸秆问题的严重性。

　　有关统计说，目前，我国每年秸秆总产量7亿吨，其中稻草2．3亿，玉米秸2．2亿吨，小麦秸1．2亿吨，豆秸0．5亿吨，高粱秸0．5亿吨，藤蔓1亿吨。其中有79％被废弃，废弃方式是堆积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或者焚烧，要么大量占用土地，要么形成水源及大气环境污染，甚至酿成火灾，引发交通事故，影响民航正常运行。

　　为了解决秸秆问题，先后有三任国务院总理做过批示：

　　李鹏说过，“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要把秸秆过腹还田作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件大事来抓。”

　　朱镕基曾表示，“科技部在‘十五’计划中把加强秸秆综合利用的科学技术研究列入重点，要下定决心解决秸秆焚烧问题。”

　　温家宝则说，“秸秆危害，此事强调多年，仍未得到解决。看来，关键要给秸秆找个出路。农业部要予以重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研究治本的措施。”

　　“之所以问题至今没有得以解决，是因为没有给秸秆找到一个很好的出路。”蒋高明说。

　　蒋高明认为，如果将秸秆充分利用起来，升值的部分将是粮食价值的1－2倍左右。例如，山东等地的大部分农田，可亩产粮食1吨多，去掉所有的成本也就是纯收入500元左右。而如果同时收获了3吨饲料（含水量70％），则可以使一头黄牛足吃180天，实现“2亩地1头牛”，而在草原这个数字是“100亩地1头牛”。利用秸秆养牛每亩地可增值500－1000元／年，不仅帮助农民增加了收入，也解决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难题。

　　“我们虽然动用各种技术手段提高粮食产量，不惜造成农业污染（化肥、农药、地膜、杀虫剂）甚至采用转基因手段，但是增长的粮食中很大一部分做成了饲料，而“六畜”中不与人争粮的牛、马、羊的饲草料却缺乏生产经营，制约了农区畜牧业的发展。”蒋高明说，“一个以消耗作物秸秆为主的粗饲料加工工业必须跟进。这其中巨大的利润空间，可为种植业、养殖业、运输业、机械加工业、有机肥业、能源工业、服务业等公平分享，市场这个无形的手可以使该产业链运转起来。如果将全国的7亿吨秸秆充分利用起来，这个市场‘

蛋糕’可以高达6000亿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