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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安徽省有18个县(区)委书记(或离任不久而犯罪事实集中在县委书记任内的)因卖官受贿被查处，令人触目惊心。该省纪律检察委员会的专家说，“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这些贪官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
说到“土壤”，不禁使人想起一段领袖语录：“我们共产党员，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现在生
下了腐败的根，开出了腐败的花，说是“土壤”出了问题，似乎让人感到有点儿费解。
邓小平说过这样一句话：有好的制度，坏人不敢做坏事；没有好的制度，好人也要做坏事。用经济学的话来解释就是：因为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对激励会作出反应，而制度是一种激励的工具。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多数人的选择往往可以反映制度的某种内在规定性。面对一大批县委书记的腐败，如果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都保持毫无责任感的沉默，这只能说明长期以来在制度安排上，已经形成了某种激励，即保持沉默是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你可以说，理性的个体，最终作出了对集体来说是非理性的选择，但你不能说，每个个体的选择是不理性的。
几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除了偶尔通过暴力之外，从来就没有改变规则的能力。这一历史事实，既可以说明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没有因战乱而毁灭，也可以说明这个民族何以缺乏民主的土壤。所以，对于执政党来说，在发现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都对腐败保持毫无责任感的沉默之后，如何改变既有的制度安排，确实应该上升到“责任感”的认识。应该指出的是，在县委书记拥有绝对权力的制度安排下，指责广大的弱者在道德上毫无“责任感”，既缺乏厚道，也无济于事，至少可以说是一种不通情达理的官僚腔调。
从人的趋利的角度说，古今中外的官场上，升迁都是一种正当而普遍的目标。面对一个合法地掌握着人事大权的县委书记，要求理性人以自己现实的和长远的利益为赌注，超越职责和权限来监督县委书记，这本身在逻辑上就是荒唐的！因为，当下级或同级干部的切身利益为一把手掌握时，他们哪里可能行使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所以，与其说是每个官场中的干部因为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削弱了监督机制，不如说因为从根本制度上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造成了腐败的畅通无阻。
从人的避害的角度说，县委书记权力过大，批评他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且还有可能得罪那些已经在县委书记身上花了功夫的其他人的利益，这个账谁都算得清楚。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在媒体上披露出来的“反腐英雄”的身世上看出，实在是腐败者把事做得太绝，将对立面逼到了绝境，才引火烧身的。所以，指望通过提升广大干部的“责任感”来扼制腐败，还不如指望腐败者利令智昏。
因此，高度集权的制度安排，才是贪官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在这个土壤之上，县委书记其实已经成了县上的土皇帝，在其所辖的范围内，根本不存在制约他的力量。而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一些“一把手”不由自主的堕落，将不断地推动着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恶化循环———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而专事党风建设的专家，仅仅从道德的层面指责“绝大多数”干部“毫无责任感”，甚至说他们是贪官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则更是让人感到担忧。
（卓珩／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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