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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若森
就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其政企关系的重构必须基于相应激励问题的解决，棘轮效应与预算软约束则是其中的两个重点问题。
就棘轮效应而言，这个名词由贝林纳1952年在分析苏维埃式企业管理行为时所创造
。其大致背景在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一方面，企业经营者受到责任约束以及激励机制的强烈驱使而需要完成生产任务计划，但另一方面，企业经营者尚被鼓励要超额完成生产计划，且每次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计划一个新的百分点，其即被授予新的奖金予以激励。纵然如此，企业经营者通常还是不太愿意冒这个风险去争取更多的奖金，从而在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计划方面均显得比较保守，很少有超过2％的情况。其成因在于，他们担心如果全力生产，则明年的生产任务计划即会像棘轮一样爬升上去。简言之，如果他们生产完成的是120％而非102％，则尽管其今天会获取更多的奖金，但其将来会接到更为紧张与繁重的生产任务计划。
但就目前看来，棘轮效应已经成为一个较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更为一般的激励机制问题，其实质在于一个关于重复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动态承诺问题。就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而言，政企关系为一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放权让利”的动态演进中，无庸置疑，政府关心效率，并试图给予国有企业或其企业经营者以激励，以期其基于激励而按效率行事。但当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经营者惟一的雇主之时，政府往往不能事先承诺并确定其对国有企业经营者不变的激励方案，尤其是政府在顾及到国有企业职工与国有银行等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及其自身的社会效应目标之时，其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承诺更是常常不能兑现。而且，政府似乎特别喜欢临时运用精神层面的激励去替代物质层面的应有激励。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常常鉴于对企业经营者的好坏与否或者效率高低与否、努力与否并非十分确定而常使其对激励方案的选择举棋不定。因此，在“放权让利”的过程中，即使国有企业的目标在于利润最大化，亦会时常存在对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留有余地的条件，亦即，存在棘轮效应的激励机制的激励效应是有限的或难以充分的。就此而言，在政企关系重构及其演进中，政府与国有企业经营者之间关于激励方案的承诺与确定即显得十分必要。
同棘轮效应一样，预算软约束亦是计划经济中一个重要的激励机制问题。预算软约束自1980年开始便与科尔奈的名字相联系，意指在计划经济中计划者不能承诺不去解救亏损的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曾经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关键特征，但从现在看来，预算软约束在转轨经济中同样亦业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例如，持续的预算软约束阻碍亏损的国有企业实施结构重组，因为预算软约束已经成为一种缺乏与企业破产威胁相联系的负向激励；预算软约束有可能成为部门之间资源再配置过程的障碍，因为对亏损国有企业的持续补贴会促使私有企业无法有效地竞争到在低效国有企业就业的员工；由于国有企业持续的预算软约束使得政府很难控制支出，宏观经济稳定性有可能受到损害；等等。
很显然，预算软约束代表着一种无效率：政府本来愿意事前承诺不去解救国有企业，但是，如果其不能作出这种承诺，由于最初注入的国有资金已经滞留，其即有可能会去给国有企业进行事后再度融资。就此而言，预算软约束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动态承诺问题，其政策含义在于执行基于预算约束硬化的制度设计。但在转轨经济中，除非使预算约束硬化真实可信的制度已经确立，否则预算约束硬化的决定即不会是真实可信的。对此，科尔奈1995年在谈到经济转轨问题时，便曾十分坚决地指出，政府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倾向于放松金融管制，软化预算约束，以致自严格金融管制时期开始以来，有些情况走的依然是例外程序，而许多情况则是基于讨价还价的结果。毫无疑问，预算软约束是对激励机制的一种破坏，甚至成为一种负向激励。
无论棘轮效应还是预算软约束，其实质都是一个关于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相关激励的动态承诺问题，其对转轨经济中政企关系重构的政策含义在于，企业激励或企业经营者激励必须予以制度化的明确与执行，预算约束硬化必须基于相应的制度设计。否则，重构的效率只能是有限的，或者是难以预期的。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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