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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四倍／文
对于是否成立国家高层次的统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组织机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分析说，关键不是再另设专门机构，“现有的机构完全可以做了，关键是做好分工和协调，从通盘考虑上理顺实施机制，避免部门利益的掣肘。”
避免部门利益的掣肘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当下，一些行业垄断现象突出，而垄断行业正是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从而拉开了与
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并且这种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垄断部门依靠无偿占有和低偿占有社会公共资源，用行政性的垄断手段获取垄断利润，再实行市场的分配原则，行业利润高员工的收入就高，使我国各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扩大。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银行加证保(证券、保险)、两电(电力、电信)加一草(烟草)、石油加石化，看门的也拿不少。”可以看出，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是由于生产要素分配的不合理，有的行业独占社会优势资源进行垄断经营而获取高收入。可以说，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是最大的不公，已经成为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避免部门利益的掣肘成为了一个关键问题。
事实上，当下存在的分配不公还表现在规则不公和执法不公的层面，而这些同样是资源占有不公的表现。只不过垄断行业导致的是起点的不公，而后者是规则不公，最终导致过程和结果的不公。因此，必须强调的是在起点上和在机会上的平等以及过程中的公平，如果没有机会上的平等和过程中的公平，没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实际上并无法真正实现效率。避免部门利益掣肘意义也在于此。
更重要的是资源占有不公导致贫富分化，容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对政府施政将产生一定干扰，增加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成本。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意味着社会的两极分化越大，因此越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不同利益集团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花费更大的精力达成一致的意见，甚至很难达成统一意见，改革措施也难以推行。政治经济分析表明，政策决策往往并非由政府出于社会利益最大化所决定的，而是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我国资源占有不公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将使社会更加容易形成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政策实施产生干扰。例如，房地产业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对政府出台的对房地产业的各种宏观调控措施，房地产发展商在各个层面上均出现一定的代言人。就房地产业形势的判断和具体政策方面，即使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反映了社会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不仅如此，利益集团还可能利用掌握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进一步加剧起点不平等和过程的不公平，恶化社会公平竞争的环境，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相违背。
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公平与否的最终判定标准不是来源于经济学的计量或筹划，而是根源于人的伦理精神的发挥。我们有理由认为避免部门利益的掣肘是当下的一个关键问题，资源分配不公是最大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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