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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晓
我们的居住理想是什么呢？对于有的人来说是一套别墅，甚至是在夏威夷有自己的“summerhouse”，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是卖掉老房子之后再换一套改善型的住房。但对于城市中70％以上的人来说，却是希望拥有自己的一个栖身之所，一套可供自己过上一种大致谈得上体面生活的房子。
住房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既是基本的生活资料，又牵涉到“实质性自由”。
但是，这样的一个居住理想又与我们的公共理想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假设政府的公共职能不能很好地发挥，公共理想的实现遥遥无期，那么对于许多人来说，居住理想也就永远不能成为现实。
遗憾地是，公共理想的实现并非易事。
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矛盾的中国。一方面，GDP增长速度列全球之冠，人均收入也已经越过了1000美元大关；另一方面，普通百姓的幸福并没有和GDP的增长速度同步上升，相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其中一个根源，就是住房问题未能很好地解决。
本来，中国的住房货币化就是要改变住房的分配方式，却不应该全盘否定住房福利，因为福利分房作为一种带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制度，是市场经济各国普遍实行的一项社会福利制度。然而，遗憾的是，在实行货币化分配过程中，政府为了给房地产商创造需求，总是迫不及待地将福利分房者们赶到了市场上去，却一贯疏于对低收入大众群体的住房保障。迄今为止，各级政府所采取的实物配租、租赁住房补贴、经济适用房等公共住房保障方面的政策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包括英国、美国、瑞典、新加坡等不同类型的国家，都能按照住房“供应--分配(公平)”的二元目标，或按“市场--救济型”或按“市场--福利型”的政策导向来保障“居者有其屋”，不仅如此，不少国家甚至把公民享有住房的权利写入了宪法。
说到底，在中国住房发展中，市场的转型是迅速的，政府的转型却是缓慢的；通过市场化掏老百姓的口袋来拉动经济增长是积极的，政府通过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的供应来保障民生是被动的和消极的。这使得中国的房地产整体发展典型地演变成了温家宝总理多次讲到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跛足发展的局面。
显然，如果政府不能从“经济增长型”转向“公共服务型”，如果增长永远是积极政府第一位的关注对象，民生的考虑却被忽视，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就会越来越变形、变态，越来越远离公众，成为公众痛苦一大伤口，百姓的居住理想就会显得越来越遥远。显然，如果不及时叫停旧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形成的利益集团，就可以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瓜分中国迄今为止最庞大的一笔资产（全部土地资产远远高于国有工业企业的全部资产，也高于股市市值，甚至高于全部居民本外币存款）并借机掠夺居民一生的储蓄存款。
（作者系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
(观宇/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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